冷战已经结束很多年了。随着近年来不少国家冷战时期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回顾和评价冷战留给人们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研究冷战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冷战为背景，追述自1949年到1990年这四十余年间中美教育交流这一文化遗产的历史概况，并就其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做初步评价。 一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美政府对教育交流的态度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没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请他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校庆的邀请，[1] (p315)从而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直接对话的机会。尔后，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的态度是介入战争、支持南朝鲜、打到鸭绿江边和派第7舰队到台湾海峡；中国的态度是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保家卫国。这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成为泡影。 由于在这个时期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两国间的官方教育交流。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推翻国民党时期的教育体制，消除美国传教士和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收回由美国传教士建立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 195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2] (p365～366)（注：该决定发表前，在1950年10月12日，中国政府接收了美国天主教于1925年创办的辅仁大学。） 1951年2月12日教育部接收了由美国津贴32年的燕京大学，[3] (p935)1951年8月接管了美国和英国新教在湖北武昌建立的华中大学、美国基督教会1916年在福建建立的福建协和大学；[4] (p190，400)1952年2月接收了由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1909年创办的沪江大学[5] (p935)、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38年建立，1952年撤并)[4] (p409)等大学。其他被接管的大学还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津贴，1906年2月建立)、金陵大学(由基督教新教差会如基督会、美以美会、监理会、浸礼会和南长老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1年创办时名为金陵女子大学，该校与美国史密斯学院后成为姊妹学校)、圣约翰大学(美国圣公会于1877年在上海创办)等大学，[4] (p260～261，262，167～168)另外美国人留下的中小学也被一一接收。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在燕京大学开展了排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首先，不用美国教员(也有个别美国教员没回国——笔者注)；其次，要求学生们对美国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尽管英美文学的课程还在开，但是都是由中国教师教，其中不少教师是归国留学生。 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对缺乏资助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一定的资助或帮助找工作；对想回国的，可以提供路费。但是，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便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具体做法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6] (p28)同时，把1948年在中国启动的、旨在与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的《富布赖特法案》奖金项目全部移到了台湾。（注：1946年8月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富布赖特法案》而开设，该法案旨在提供奖学金让美国学者到外国学习和任教，让外国人到美国学习、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关于该项目在台湾的执行情况，参见赵绮娜：《美国政府在台湾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1951～1970》，《欧美研究》第31卷第1期，中华民国90年3月。） 二 中美两国为教育交流做前期准备(1955～1966)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之后，1955年8月1日，中国和美国在第三国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此，两国之间有了官方交流的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持续到1970年，历时15年共136次。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曾多次要求让五千多名留美的中国学生回国。[6] (p26～27)1956年9月22日，王炳南曾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草案，但美方代表却以种种借口拒绝讨论中方的建议。[6] (p62～65) 在这一阶段，仅有为数有限的美国人来中国访问。如美国青年代表团一行41人于1957年9月来中国访问，当时由华伦·麦肯纳作为团长，其中有美国共产党成员和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还有作家、歌唱家和诗人等。周恩来总理于9月7日接见了他们，称赞他们“做了两国人民往来的先锋”，同时还谈到在美留学的五千多名中国学生大多数人无法与家人通信的问题。[7] (p239～252) 除了美国民间团体来华访问外，两国教育科学界人士也曾经进行过秘密接触。1956年，在奥地利巴登市参加国际会议的周培源(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赫里森·布朗先生(美方国家科学院负责美国与苏联、南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项目的官员)曾秘密会见过几次，讨论中美两国学术界建立非正式国际交往事宜。（注：资料来源：(1)笔者1987年春在华盛顿采访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玛利·布洛克女士时得到的关于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笔者1996年在北京电话采访周培源先生当年的秘书，证实周先生确实在开会期间同美方人士接触过。） 这些接触，极具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