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1904为起点，教育史学科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期间，教育史的价值和地位日益得到确认，研究成果丰硕。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史学危机”以来，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研究经费紧张，惨淡经营。这使部分研究者对学科的一个元命题产生疑问，即教育史研究有无意义？对它作肯定回答无疑是学科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人类对自身的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身发展历史的认识，认识得越深入，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就越自觉”[1]。把握教育发展方向要依赖涵盖历史的“教育射线”，而不能仅基于现实的“教育断点”。研究者对于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价值反思背后，折射出当前学科的尴尬处境。 一、教育史学科目前面临的困境 在2004年底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九届年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定教育史学科正处于“危机”之中，还有学者归结为“双重危机”。下面，笔者借用此说法，对教育史学科的内外危机进行详细阐述。 (一)学科的外部危机 1.观念意识的偏见。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结束了十年浩劫而进入新时期。由于学界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加之学科自身特殊性，教育史成为率先走出停滞状态的学科之一，不仅完成拨乱反正，而且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呈现发展高潮。然而，一直以来，社会上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教育史学科抱有偏见，部分教育领域研究者和教育决策者缺乏对教育史在教育改革和教育决策中功能和价值的理解。在功利环境下一味排斥“史”字学科，机械地认为这些“史学”研究有违改革开放“前瞻性”发展理念，是一些过时了的、没有价值的事实存在。 2.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普遍压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唯工具理性论不断侵蚀学术领域，左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学学科的作用越来越局限于充当市场的婢女，学科发展带有明显的经济烙印，在市场逻辑中迷失了自我。作为更多地追求价值理性的教育史学科，注定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生存空间萎缩，课时骤减，致使教师的教育史素养普遍偏低，不了解中国教育史(以下简称“中教史”)，也没有“言必称希腊”的外国教育史(以下简称“外教史”)功底。于是对某某所谓前沿教育理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其所包含的若干干瘪条文，不知其背后丰富历史内涵和发展脉络。而意欲把握其精髓和核心，无异于水中捞月。 3.外部挤压导致科研队伍危机。目前，教育史科研队伍危机主要表现在骨干流失和后继乏人。其一，因学科研究课题较之于教育学其他分支学科而言较难立项，研究经费匮乏，成果较难发表。而且，学界对教育史研究者的整体评价较之于教育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者有明显落差。面对职称评定与研究成果紧密挂钩的评价体系，“立项难、经费缺”使研究者求坐冷板凳而不可得，于是本学科的许多专家和骨干在残酷现实之下纷纷“转行”。其二，因急功近利思想弥散于社会各层面，“史”字学科被打入“冷宫”，教育史也未能幸免，且不说社会评价如何有失偏颇，单就教育学科内部其他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也以教育史为无用之学，在外部舆论氛围的挤压下，教育史学科惨淡经营。在大学扩招大背景下，其他专业门庭若市，教育史专业则门可罗雀，教育史研究的“断层”现象之忧若隐若现，百年学科研究由谁承接？ (二)学科的内部危机 1.开放心态的缺失。开放的气度是事物发展壮大的必备条件，任何事物发展要臻至兴盛，必须有海纳百川的包容，这正是目前教育史学科所缺乏的。 第一，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封闭性。在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界限属人为划定，划分依据往往是学科以外的利益驱动，而非学术的内在逻辑。目前，教育史学界却偏执于此划分，将自己与世隔绝，在方法论更新、思维模式引进、领域拓展及研究进度等方面较之于教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对其他学科方法论吸收缓慢，对从西方引进的如后现代主义、阐释学、叙事学等日益影响人文科学的分析工具反应迟钝。2004年年会上对教育史研究本土话语的争论，可以解读为教育史研究是走闭关自守、钻进故纸堆之路，还是走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主动吸纳各种分析工具、方法、视角以及其他学科的成果，以提高自身水平之路的争论。笔者以为，本土话语权是个假命题，学术无国界，开放之时代需要有开放之心胸。任何有助于繁荣本学科的话语都应该被引进，不应继续将教育史学科与其他学科发展和与世界学术发展隔离开。过去就是太执著于本土话语和学科话语，致使所写的所谓教育哲学史、教育法制史、教育管理史等与教育思想史的区别不大。研究教育哲学史，就应该基于教育史立场展开哲学和教育的双重视角考察，采用必要的哲学术语和哲学逻辑；研究教育管理史、教育法制史、教育政策史等也是如此。然而，目前研究多缺乏教育以外的视角，这是学科闭关自守、缺乏开放心态的后果。 第二，画地为牢的学科研究。在许多研究者的潜意识里，教育史研究存在时间界限。似乎只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前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才能进入研究视野。“昨天的教育事实就是今天的教育历史”。为什么我们不敢理直气壮地将当代教育作为教育史的研究范围？为什么不能将所谓的教育学科年度报告、教育学科研究进展纳入教育史学科的内容范畴？就中教史研究状况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发展，教育史研究很少涉及，仅限于一些教育人物的挖掘和个别课题研究。以2004年研究为例，在发表的近600篇教育史论文中，中教史仅出现诸如对杨振宁、毛礼锐等零星教育人物的思想和几篇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外教史更是很少涉足当代话题。从中反映出教育史研究者要么没有包容的气魄，要么没有及时关注当代教育的发展进度。无论哪种原因，均表明学科研究缺乏开放心态，无力摆脱史学与生俱来的“故纸堆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