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盲人晚上要回家，好心的友人送给他一盏灯笼。盲人说，我反正看不见，要灯笼又有何用？友人说：“你点上灯笼可以照亮前程，这样别人看见了就不会撞你了。”于是，盲人听从了友人的劝告提上灯笼回家，但最后盲人还是被人撞了。盲人于是就质问那个撞他的人：你为什么撞我？你没看见我手上提的灯笼吗？那人回答道：“你手上虽然提着灯笼，但灯早已熄灭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总喜欢拿别人的灯笼去照亮别人，但手上灯笼早已熄灭却全然不知。这与“盲人掌灯”有何区别呢？ 近百年来，我国的教育学研究总是存在挥之不去的“引进情结”和相应的“移植偏好”，习惯于简单地从国外引进或从相关学科中“移植”，包括引进和移植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和理论的逻辑，甚至习惯于站在别的学科立场上说话，缺少的恰恰是教育学、教学论自己的研究立场。这一点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作为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建构主义，还是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都具有明显的引进和移植痕迹。 建构主义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强调主体性，因此，新一轮课程改革把建构主义作为指导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强调从学生认识活动的视角，从学习者学习是主体内部心理结构建构过程的视角，来说明学习者的心理状态并提出教学模式的变革，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为深入认识教学过程和学生的认识活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然而，真理与谬误仅一步之遥，一个合理因素如果被不适当地夸大或者被不顾具体条件地生搬硬套，那么其合理性就会失去基础，甚至会走向它的反面——谬误。新课程的倡导者们有没有在新课改中真正落实建构主义的思想呢？对此令人值得怀疑，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既然新课程的改革者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以建构主义作为进行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那么为什么在对待外国文化时，反而却忘记采取“本土化”(“本土化”的本质就是用建构主义思想来对待异国文化)的态度了呢？众所周知，目前，新加坡是教育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学生学习成绩测试在世界领先。2005年3月中旬，原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东南亚数学会主席李秉彝教授带领一个考察团来宁波考察我国基础教育现状，我们在与他们交流时曾问到他们进行新课改时是不是也将建构主义作为其课改的理论基础？但结果却让我们非常失望，因为被我们奉为经典的建构主义，他们居然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其实就是在建构主义的发源地美国，建构主义也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根本就不像现在我国教育界那样受到如此热烈吹捧。美国著名数学教育家基尔帕特里克(J.Kilpatrick)早就指出，“极端建构主义是很极端，因为它拒绝大多数经验主义所支持的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它要求它的拥护者放弃知道真实世界的努力。”（注：J.Kilpatrick.What Constructivism might be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ME[C].edu.by J.Bergeron & N.Herscovies & C.Kieran.Montreal:University of Montreal,1987,P4.） 什么是本土意识？ 本土的教育是指基于我们自己的资源、问题和需求而实施的教育。教育的本土化，相对于移植的教育而言，就是要从我们所拥有与归属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以及民情等交织而成的生活脉络结构中，发现问题，确定需求，并寻求资源，充分反映于教育活动中，并运用教育活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并满足我们的需求。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五点：第一、了解本土。教育研究人员应深入社区，熟悉社区的地理、历史、文化、社经以及民情等，从中探索社区的问题与需求，以及足以解决问题并满足需求的资源。第二、要活用资源。教育研究人员应熟悉教育资源的类型及来源，开发当地的资源，并结合外来的资源，灵活运用，借以改善教育活动。第三、要坚持目标。教育研究人员应深切体认教育的本质与目标，作为教育活动的依据，进而从教育的形式、内容、过程、环境及人力等方面，构思实现教育目标的改革、重点与项目。第四、要善用策略。教育研究人员应根据教育的实际状况科学把握“原创”与“移植”的方法，培养变革的热忱与能力，切实地推动教育改革，借以增进教育的效能与效率。第五，要严守规律。教育研究人员应排除对教育特色的误解和偏见，以“合理性”为核心，建立判别与发展教育特色的规则，并据以设计发展本土化教育特色的教育活动。 为什么要确立本土意识？ 历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并合理借鉴异国经验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全盘吸收别国的经验，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鲁迅的拿来主义都早有论述，然而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的今天，这种现象在教育界不仅未见好转，却反而愈演愈烈。最近看到一则报道：“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被韩国人端走了”。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反省，如果说在过去我国的文化遗产是被外国人抢走的话，那么今天则是我们拱手将我们的文化遗产送给外国人。其实，这种现象在教育界也非常普遍，目前，我国教育界存在的自卑情结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明明是中国学生在国际测试中成绩胜过西方，我们教育界的某些学者不仅不去认真总结我国教学中存在的优点，反而跟着外国人高喊“东西方教学的悖论”，好像我们所取得成绩的是不应该的。如此来说，难道我们过去所取得的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也要用“落后武器战胜先进武器的悖论”来解释不成？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乐意把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说的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动不动以“救世主”、“神医”自居，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的伟大。我们只要随便翻一翻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教育研究文献就不难发现其中只有很少的文章探讨传统教学文化的现实价值，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够正视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很少有人愿意真正沉下心去总结我国基础教育中的经验，对引进成果虽有一些思考与批判，但总的看来未成气候。好像一旦谁这样做了就会触犯众怒似的。相反，倒是许多外国同行们跨出国门，乐此不疲的来向我们学习，来总结我国的教育经验。若真是这样的话，怎么解释我国教育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呢？其实，中西方文化各有所长，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自卑，目前非常流行的建构主义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吗？再比如海德格尔的后现代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提出来了。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大。对待中西方的态度应该采取建构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杨启亮教授认为在对待中西方文化时我们应该把握“中国的神，外国的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