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的认识论视野

作 者:

作者简介:
康永久,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人生活在印象、语言和知识之中,集体行动也这样建立在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管理首先就是以某种知识为基础而推行的对知识的管理。对行动逻辑的思考促使我们在考察教育行动时采取一种认识论视野,这一视野就其内核而言就是一种新的知识观,以及依此对知识和实践之间相互关系的重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注制度和知识之间的关联,从而摒弃知识分子所惯有的导师心态,走出理性自负和知识输入的泥沼,将教育实践中的知识增长托付给一种超主体的社会过程。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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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的知识基础

      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建基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主体间的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行动就意味着必须以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程度的理解为基础,意义的理解在人类行动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因果关系只有在人们凭借自身的理解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互动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或者说,只有在高效率的行动必然取代低效率的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而对效率的界定又是以对意义的主观理解为基础的。

      人就这样生活在印象、语言和知识之中。对行动者来说,他的一切策略和目标都可以从他的知识和价值的角度得到解释,即使行动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意外后果而不是其他。行动者面对相互冲突的客观情势,总要做出相对有益的抉择。这一抉择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甚至还表现出某种不假思索的特性,但总是有其知识基础,因而总可以从受制于个人视角和生平情境的个人知识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在不断进行抉择的过程中,行动者会认识到自身的某些抉择失误,因而会调整或修正以后的抉择,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个体行动的逻辑。

      当然,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你可以说个人决策过程中由于忽略了某些因素的实际影响,结果造成了出乎意料的行为后果,以至于并不能真正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样,意外后果就是个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也必须从个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解释。教育制度也可以做这种解释,因为它们经常并不符合任何个人的本来意愿而只是表现为一种相互妥协。事实上,吉登斯就是这样来处理社会的“结构化过程”的。这当然没有错,但对行动者个人而言,这样看问题的唯一意义在于让个人认识到自身的理智限度,从而在今后的行动中进行更理智的抉择,更有效地参与新情势的建构。

      集体行动也是建立在个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当然集体行动的逻辑不是个体行动逻辑的简单推演,就像奥尔森所指出的,“认为从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1] 因为个人之间经常存在利益冲突,帕累托改进(即那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境况改善,而其他人的境况并未变坏的改进)的局面总是难以实现。即便在利益一致的场合,寻求自我利益的理性个人也会试图通过“搭便车”而轻松获利。而且,集体行动还以权力为基础,这也是它区别于个体行动的一个方面。但集团中相互冲突的个人策略的存在本身就已经雄辩地表明,集体行动是建立在个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有效的集体行动必须以对个人认识和理解的有效监控和激励为基础,也说明权力的运用必须以对知识的关切和运用为基础。

      教育中的知识问题

      正因为如此,管理首先就是以某种知识为基础而推行的对知识的管理。但以往的知识管理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就教育内部而言,所谓知识管理就是确立一些知识的独断地位,并通过忽视其他知识的存在或宣称其他知识的“非法”而至少将其压制至不能彰显处。这里涉及“知识”的概念。以往,主要是两种知识具有合法性。一种知识是人所公认的“科学知识”,另一种知识则是统治者的“行政真理”。后者虽然没有被人们正式承认为“知识”,但具有与“科学知识”类似的效力和属性。其他那些今天也被我们认为是“知识”的东西在这种理性主义和权威主义盛行的时代因为根本就不认为是知识而被毫不可惜地丢弃或压制了。

      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系列教育问题。无论是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都受到这种理性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知识管理的压制。学生的个人知识被认为是与教材知识及教学组织无关的东西。教师的个人知识则被不但被认为是与学校管理无关的,而且经常被作为教育改革或观念改造的对象。迄今为止大多数的教育管理和改革都以直接转变教师的观念为核心。学校在其特殊的办学情境中积累起来的地方性知识(包括组织学校运作的“校本行动知识”)不仅经常受到来自主管部门的冲击,而且也受到来自学校监控机制自身的约束。这样,信息不对称、知识冲突、学习(包括组织学习,也包括个人和团队学习)费用高居不下、对有效学校无知、不能适应外部的知识压力等一系列严重的知识问题,都摆在了我们面前。

      认识论视野及其举要

      对行动逻辑的思考促使我们在考察教育行动时采取一种认识论视野。这一认识论视野就其内核而言就是一种新的知识观,以及依此对知识和实践之间相互关系的重构。与旧的知识观片面强调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真理性不同,新的知识观极大地扩展了知识的范围。它强调知识——无论明确的还是缄默的、公共的还是个人的——就其本性而言并非真理或绝对律条,而是一种历时性信仰/信念。有了它,人们对外物、组织或自身至少在一定限度内就有了确信。而就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而言,就如石中英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实践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实践就是知识参与下的实践,实践的程度和范围是受着人类知识状况制约的。”[2] 对教育实践我们也要努力贯彻这一知识,而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一种对知识进行筛选、传播、分配、积累和发展以服务于社会实践的过程。

      这样看待知识及其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认识到:(1)人是反思的实践者,他们用以反思实践的知识基础可能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并不比别的知识卑微,不应直接成为思想/观念改造的对象;(2)人类社会是一个主体间的文化世界,而不是一个被机械决定的世界;(3)人生活在印象、语言、知识、文化和意义之中而非生活在简单机械的因果链之中;(4)意义的理解在人类行动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在所有存在行动者的场合都存在着某种形态的行动知识;(5)客观世界的制约作用就体现在人的有限理性之中,如果人全知全能,任何外部限制都失去其本来意义。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是如何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在此,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关注社会是如何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知识社会地/经济地建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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