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进入同治、光绪两朝，与我国福建及东南诸省的经济近代化步伐紧密相关的事件千头万绪，笔者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两件大事，其一是福州马尾船政局的开办，其二就是台湾经济的近代化。本文以此为锲入点，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左宗棠、沈葆桢筹办福建船政与台湾经济地位的提升 1、筹办福建船政旨在抗衡西方列强的扩张政策与加强台湾海峡防务 晚清国运乖舛，强虏压境。同治四年(1865)闽浙总督、洋务派的中坚力量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这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他的洋务计划概而论之即从国外购买机器，聘请技师，以建立近代化的造船厂，打造一支强大的水师。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包藏祸心，为日已久”；中国应“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否则，亡国灭种绝非危言耸听。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欲壑难填，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若战争爆发，则“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②鉴于此理，他强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③有了轮船，不但便利东南七省的商贸运输，还能发展民族工业：“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釐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④左宗棠晚年回顾他力主开局造船之用意：“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⑤这些改革措施让人们感到晚清经济从萧条中逆转的契机。 同治五年朝廷(1866)始定开办福建船政局，地址选在福州的入海口马尾，但是对此事能否办成仍持怀疑态度。所以七月十四日朝廷谕称：办船政“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⑥也就是说朝廷不再另外拨给开办经费。 然而，福建船政局开张伊始，由于西北军务吃紧，朝廷急调左宗棠入疆平叛。行前，他力荐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作为继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系福建侯官人，原籍浙江，林则徐的女婿，官至江西巡抚。他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为洋务派中之出类拔萃人物。左宗棠对其评价甚高：“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⑦清政府十分器重沈葆桢，除“特命总理船政”外，还决定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即赋予“专折奏事”⑧之权。船厂设在马尾，既可就近使用福建盛产之木材，又可由台湾海运台南盛产之煤炭；既满足船政局对原材料与能源的需求，又解决台南煤炭的出路。长期困扰福建船政的主要是经费问题，为此沈葆桢、丁日昌曾多次上奏陈情。光绪元年(1875)九月，朝廷为此事谕令军机大臣：“福建船厂经费不取，经户部等衙门奏明，将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余银四十万两，尽数拨归应用。七月以后，续征四成洋税，提拨四十万两，解还部库。嗣后船政经费，即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解银五万两，俾资接济”；“著文煜先尽筹解，毋稍延缓，致误需要。船政与海防相为维系”。⑨足以证明此时清廷非常重视福建船政局的开办与发展，并希冀通过办理福建船政借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2、筹办福建船政为稳定东南政局，提升台湾战略地位并加强其与大陆的经济联系 实际上，左、沈诸公筹办福建船政事务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稳固东南政局，抵御列强染指东南、尤其是台湾的侵略企图。随着列强坚船利炮的急速东进，台湾的战略地位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列强想方设法以台湾作为跳板侵略中国，并企图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因而福建船政在稳定台湾政局、维系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方面的作用日臻显露。咸丰十一年(1861)台湾正式开港，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淡水、台湾（安平）两口相继设关开市，并增加鸡笼、打狗（高雄）两个外口，实际扩大为4口。同治十年(1871)琉球人避风台东，与当地土著牡丹社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翌年日本小田县人漂流至卑南被劫。同治十三年 (1874)日军借机扩大事态，入侵台湾。清廷急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弁兵“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相机筹办”，⑩建布政使潘蔚作为助手帮同筹划。又悉日军已登陆台湾，朝廷旋改授沈葆桢为特命钦差大臣视察台湾防务。并规定“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俾得与日本及各国按约办论，而于征调兵弁船只事宜亦臻便捷”；且“除江苏、广东沿河各口轮船用款各由各该省拨给外，所有该大臣需用饷银，著文煜、李鹤年筹款，源源接济，毋任缺乏”。(11)沈氏临危受命，即与福州将军、督抚联名会奏“会筹台防折”，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4项保台应急举措。朝廷随之上谕：“均著照所议行。并准其将闽省存款移缓就急，酌量动用。”(12)急调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增援台湾。沈葆桢一行抵台之后，即与镇道会商认定“应办者三事，曰舌战，曰预防，曰开禁”；“预防与舌战同时并举”(13)；并奏请购买西洋铁甲船以壮防卫实力。 3、通过开禁、增设府县等行政措施促进台湾经济的开发 击退日军后，朝廷又诏命沈葆桢筹划台湾善后。由于台岛硝烟骤起，举国上下极为震动，中央政府大员们也引发一场大辩论。如李宗羲慷慨陈词：“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噶罗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宜为中国第一门户，此倭人所以垂涎也。”(14)鉴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沈葆桢认为台湾亟需整理内政、开发山区经济，以增强实力，沉着应变。所以同年十一月沈氏奏请台湾开禁。他说：“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迩者南北各路虽渐开通，而深谷荒埔，人迹罕至，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越，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地方官思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15)此前为限制人民渡台，朝廷订立诸如诸多禁律，如私入番境杖一百，抽藤、钓鹿、伐木、采棕杖一百、徒3年；偷越运货者，专管之官失察降调，该管上司罚俸1年；入台民人不得与番民通婚，违者离异参罪，地方官查处，从前已娶者不许往来番社。沈葆桢痛陈陋习之弊，“请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还在《请移驻巡抚折》、《会筹全台大局疏》中批评了朝廷的错误做法，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且“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16)。他呼吁巡抚移防台湾，并强调：“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尽管朝廷批准，但由于闽中督抚政见不一，加之移驻确有实际之难，所以巡抚移防台湾一案迟迟未能实行。沈葆桢在善后折中建议在台湾前后山“建郡者三，建县者十数”，光绪二年(1876)朝廷批准台湾由一府四县三厅增为二府八县四厅。即增设台北府，合原来的台湾府为二府，新设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合原来的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增设鸡笼、卑南、埔里三厅，合原来的澎湖厅为四厅。这种行政区划的规划与变动，不仅有利于台湾防务，也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丁日昌也在同年上《请速筹台事全局疏》，对日人可能犯台提出警告。(17)在沈葆桢等人的主持下，福建船政局除了修造轮船之外，还培训了一批电话电报、机械加工、外语翻译等人才，这些人才在近代台湾经济的开发与发展中均发挥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