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西部农业困顿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戴鞍钢,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西部省区或因生态环境严重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或受交通状况阻隔,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和国内各省区间商品运销网络联系稀疏,阻滞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其间出现的大面积的罂粟种植,则成为农产品商品化的一种畸形现象,对当地农村经济并无助益。中外工商资本的介入,是当时农产品改良、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改进的主要动因,而这也是西部地区所缺乏的。与此同时,西部地区较之东部更多地承受着天灾人祸的打击,这就更使西部农业长期滞处于简单粗放乃至原始的耕作状态。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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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327,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11(2006)03-0048-13

      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的状况举足轻重,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也主要决定于农业。在当今大力推进西部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剖析清末民初西部农业的困顿,有助于增进对国情和历史的认识。

      一

      清末民初西部省区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各具特征。①陕西省中北部、甘肃东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所处的黄土高原,原本是林草茂密的地区。但是由于几千年来在黄土高原上进行不合理的开发,无休止的滥伐滥垦,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土高原成为黄土裸露,沟壑纵横,生态环境与生产条件恶劣的地方。[1](P347)道光《秦疆治略》所述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可为代表:“环县皆山地,鲜平原。土著民多,客居民少。人处窑洞,地皆沙土。风烈霜早,气候苦寒。所种二麦只十分之一二,秋禾以菜谷为主,其余均系杂粮。丰收之岁仅能糊口,荒歉之年民不聊生。山陡泉下,地高河低,溉灌不能接引。水利无由而兴。舟车不通,商贾裹足。县民除力农外,牧羊挖炭为生,别无营运”。土壤贫瘠,水源缺乏,使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勉强糊口的阶段,很少有商品化的农产品输出。

      地域广袤的新疆,早在汉武帝经营西域前,这里就在绿洲上发展了农业。新疆天山南北两路的全面开发是从清代开始的,清初康熙年间新疆处于蒙古准噶尔部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农业区仍主要集中在南疆各地,主要农业区有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拜城、库车、库尔勒、吐鲁番、哈密等。南疆各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耕作比较粗放,农作物结构中除粮食作物外,瓜果也占重要的地位。清初在南疆农业发展的同时,北疆伊犁河流域以及额尔齐斯河流域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农田。自乾隆年间清廷确定“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方针后,来自甘肃一带的农业人口不断迁入,加速了农田开垦,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北疆农业人口已达11万,各类屯垦如兵屯、遣屯及由当地维吾尔族农民构成的回屯和旗屯区域基本定型。[2](P79)1884年新疆建省,1887年清朝政府废屯垦旧制,将已垦地丈量归民,并制订了一系列鼓励屯田的政策。到民国初年,新疆各地已垦地有66.67万公顷,远远超过了清前期康乾盛世屯田的总数。1912年至1928年,主政新疆的杨增新曾把“开渠垦荒”作为“新疆要政”,但实效不大。此后也进展迟滞,到1943年新疆各地新增垦荒地总计不足10万公顷。新疆的农产品商品化,也进展迟缓。新疆气候干燥,光照充足,热量丰富,由高山冰雪融水补给的水源稳定,发展灌溉棉区条件优越。虽然当地植棉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六世纪前,非洲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在南疆和吐鲁番一带就有种植。但由于交通闭塞,水利设施差,粮食供应紧张,种植技术落后,棉花发展缓慢,直到1949年棉田总计3.3万公顷,总产量0.5万吨,分别仅占全国总数的1.2%和1.1%。[1](P60、202)

      西藏和青海东北部以外的地区,同属人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是一个海拔为3000至6000米的巨大“山原”。辽阔的土地面积,罕见的海拔高度,起伏剧烈与变化多端的地表形态,垂直与水平变化明显的生物气候环境,强烈地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1](P424)长时期以来,仅在雅鲁藏布江以及湟水谷地等河川谷地,农业生产有所推进,其余大部分地区以畜牧业为主。

      云南、贵州、四川以及陕西汉中所在的西南省区,由于这一区域内自然条件与人文背景差异较大,农业生产的区域不平衡现象突出。西南地区在自然地理上分别属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以及汉中盆地三大地理单元。四川盆地的大部分以及云贵高原均以丘陵山区为主,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与汉中盆地。以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扬名天下的成都平原,一直是西南地区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方。明清以前,汉中盆地的农业开发,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的平原地带。盆地四周的丘陵山地,是在明清以后湖广、川蜀等地移民的共同努力下,才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的。据统计,康熙至道光年间汉中盆地人口增加约3倍,山区人口增加数十至上百倍。在人口的压力下,移民最初开垦低山丘陵,以后逐渐转向海拔更高的山地,至道光年间已将农田延伸到海拔1400~2000米左右的山地。[3]

      云南、贵州受交通阻隔,与中原地区的直接来往不便,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生产方式一般都很落后,许多地区到1949年前仍是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其特点是,地域空间特征鲜明,即云贵高原上平地坝子与山地之间自然条件的差异很大,居住在坝子里的民族生产方式较先进,山上的民族则相对落后,随着居住海拔的升高,生产方式越原始,山上山下表现在生产方式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差异悬殊。[4](P228)

      与东部相比较,西部省区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显然较严峻。所谓农业生态环境,是指由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组成的,具有特殊结构和功能的多级自然、社会、经济系统。概括地说,农业生态自然环境子系统由光、热、水、土、气、生物等因素构成,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基本的生产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的地域差异和时间季节上的变化,强烈地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季节性;同时,自然环境的优劣也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自然生产力的大小。农业生态社会经济环境子系统,由水利化程度、农业技术水平、机械化程度、农作物品种、农业政策、社会需求等因素构成,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程度,同时决定了农业生产经济生产力的高低。[1](P114)受具体生态环境的影响,西部省区的农业生产往往又呈现出各自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宁夏在自然地理上可以分为银川平原、宁南山区、河东沙区三部分,宁南山区与河东沙区都属于干旱缺水地区,由于降雨量少,对农耕业造成极大的困难,历史上这里人口稀少,除州县城附近有少量的农田外,大多数地区以非农业生产形式为主。银川平原的农业开发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就不断有内地人口到这里垦殖。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当时直接由黄河开口引水的干渠共有23条,全长1000多公里,灌田200余万亩。灌区人口已达21万余户,139万余人。这里主产粮食,夏产小麦、豌豆,秋作则为谷子、糜子、大豆等,除当地农户需用外,还能补给邻近地区。[4](P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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