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6)03-0171-06 蒙古贵族早在创业初期就对西域商人有较大的依赖性，他们通过西域人大量换取其所需物品的同时，也给这些商人以较好的回报，遂引得西域商人大量趋利而来。蒙古西征后，更多的西域商人利用日益开放的东西方陆海道，接踵而来。他们在中土“多方贾贩”，其足迹遍及元朝全境。元人许有壬云：“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1]卷53 一、早期贩鞑人衣食之需的西域人 蒙古初兴时，西域商人的足迹已经遍及漠北高原，他们之间亦已建立了一定的商务关系。曾与成吉思汗同饮巴勒渚纳水的阿三、札八儿火者和玉速阿刺就是这一时期活跃于漠北的西域商人的杰出代表。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阿三当时从居于阴山地区的汪古部赶着羯羊、白驼来到东北部的额尔古纳河，易换鼠皮、青鼠皮[2]卷6。可见当时在漠北的西域商人活动范围颇为广泛。1218年成吉思汗命诸子、那颜、将官，各从其部属中抽调两三名西域商人，随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等前往中亚搜罗奇物异宝。结果，从这些蒙古贵族的麾下，竟然共集中起来450名西域商人。看来，这时在漠北的西域商人已是成群结队，数以千计了。当时新兴的蒙古贵族迫切需要西域地区生产的锦缎、珍奇宝物、粮食、兵器及酒类饮料等。为此，成吉思汗在大道上设置守卫，颁布命令：凡进入其国土内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3]90由于蒙古贵族往往给进入其领地的西域商人以最好的价钱，这就使得更多的西域商人携其物产纷纷涌入漠北。 南宋理宗时曾出使蒙古的徐霆讲，“大率鞑人止欲伫丝钱鼎色木，动使不过衣食之需。汉儿及回回等人贩入草地，鞑人为之。”[4]9徐霆还在漠北见到来自西域的许多物品，如“效回回样”的环刀，产自西域的“玻璃瓶”等，并喝了来自回回国的葡萄酒。蒙古西征后，通过畅达无阻的驿站通道，蒙古与西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蒙古国领地乃成为西域商人活动的广阔天地。大约在1254年春，法国圣方济各会教士鲁布鲁克到达哈剌和林，他看到城里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萨拉森人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它附近，也是由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5]203在哈剌和林专设以西域商人居住、经营的街区，且将它置于宫廷附近。可见，西域商人在漠北非常活跃，他们的商业活动在蒙古贵族的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西域商人流动空间大，活动范围广，故对当时东西方社会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蒙古统治者乃利用他们通经济、善理财的特点，委以重任，参与国家的财政管理工作。窝阔台时，大规模地参与扑买课税的商人，主要为西域人，他们因多富有，乃通过贿赂权贵，一般多能取得承包权。而所扑买的税课也因他们的参与，数额越来越大。1240年正月，窝阔台正式任命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奥都剌合蛮以商人的精明和专于算计，提出“扑买”（即由扑买者承包某一地区或某一项目的赋税）中原银课4.4万锭的建议，这比原课额高出一倍，因而大受窝阔台赞赏，奥都剌合蛮亦随之控制了蒙古国的财政大权。 综观上述，不难看出，西域商人与蒙古贵族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商业往来，而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除自身具有一定的势力与才干外，还在于西域人的商业活动在当时蒙古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西域商人的官商地位 元朝商业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发展程度远远超越于前代。究其原因，一是国内大一统的局面为商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另外，蒙古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居中原，不仅少有重农抑商思想的束缚，而且从政府到蒙古、色目贵族均普遍积极参与经商逐利，促使元代商业活动频繁，市场日益活跃。此外，由西域商人主要负责开展的国际贸易，也给元朝商业的繁荣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由于蒙古人早期在物质上对西域商人的依赖，决定了他们在蒙古帝国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忽必烈即位之初，虽然重视采用“汉法”，但他并未忽视西域商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况且他开疆拓土时，即仰仗那些腰缠万贯的西域商贾的支持。史载元末回回人丁鹤年，其“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元初巨商。世祖皇帝徇地西土，军饷不继，遂杖策军门，尽其资归焉。”[6]卷19此外，元朝据有广大汉地后，其经济观念仍局限于畜牧，以致有尽夺汉人之田而为牧地的举动。李璮之叛后，忽必烈不再信任、重用汉人，这时懂得经营理财的西域商人遂成为其政治上的得力帮手。世祖时重用的西域人阿合马，即为商人出身。阿合马于中统三年(1262)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忽必烈“专以财赋之任委之”（《阿合马传》）[7]卷205，说明他在经济管理方面具有才干。阿合马即然以善于理财而被擢用，其手下也聚集了一批西域敛财之臣。阿合马死后，这些西域人继续得到重用。卢世荣曾上书忽必烈，“天下能规运钱谷者，向日皆在阿合马之门，今籍录以为污滥，此岂可尽废？臣欲择其通才可用者，然惧有言臣用罪人。”世祖乃谕令：“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卢世荣传》）[7]卷205结果，撒都丁、不鲁合散等西域回回人复升为河间、山东等路都转运盐使。泰定帝时，朝廷仍多以回回人理财，一些汉人官员对“时相多西域人”颇有微词。“但是他们毕竟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记录。”[8]卷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