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6636(2006)04-0089-05；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型。农民的内部构成也由以中古农奴（庄园经济中的部曲地客为其代表）和中古自耕农（依附于国家的均田户为其代表）为主过渡到以契约佃农（五等版簿下的客户和部分无地、少地下户为其代表）为主。[1]正是农民这一内部构成的转化，导致了农民身份地位的大幅提升。由此，农民由中古时期的隶属依附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型；这一转型既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生产力发展、小农经济独立性增强的必然趋势。 一、唐以前农民的隶属依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层制定了严密的政策以加强对农民的控制。《管子》卷一七《禁藏第五十三》记载：“夫善牧民者，非以城廓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严密的什伍制度使农民被政府牢牢控制，“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商鞅在秦国，“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2]这时尽管可以买卖土地，但国家的力量是较强的，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田律规定：“雨为澍，及秀粟，辄以书言澍稼、秀粟及垦田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3]县级长官需对辖区的田地播种面积，庄稼的生长情况以及旱、水、虫等自然灾害了解清楚，并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高敏认为，当时还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土地，是国有制的重要表现[4]。关于土地制在此不赘述，但当时国家对小农田地的耕种控制之严是显而易见的；土地在商鞅变法后可以买卖，然而其最高产权属于国家，甚至连农民自己在内。这一时期，废封建，行郡县，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农民虽然解除了地方贵族的束缚，但又沦为国家的依附民，其人身自由或有所增强，但隶属性质的关系并没有改变。 两汉时期，地方的领袖，即所谓的豪杰、豪侠、豪民兴起，开始与中央政府争夺人口和土地。《汉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指出：“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有许多豪民控制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对政府势必构成威胁。《盐铁论·复古》记载：“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人……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两汉时期，正是由于豪民的崛起而使得政府加大了对其打击的力度。《汉书》卷六○《王温舒传》记载：“（王温舒）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政府与豪民的斗争，即是对农民隶属关系的斗争，农民不是隶属于国家，则是隶属于豪民。东汉光武帝的度田，即是政府与豪民争夺人地控制权：“后汉之初，百姓虚耗，率土遗黎，十才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覆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极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不狱死”。[5]秦汉时期，还实行了二十等爵制。民爵赐与，一般在帝王庆典或国家有大事时实施，两汉四百二十年间，共赐与民爵多达九十次。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如此广大之庶民都成为有爵者这一事实，说明皇帝与庶民间就不仅是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以爵为媒介而结合起来的一种体系、一个系统。皇帝与庶民凭靠着爵形成秩序，皇权统治就是依靠这种爵制秩序来实现的，[6]而国家正是利用各种身份等级和土地的授予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豪族崛起。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认为，六朝时期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由“里共同体”向“豪族共同体”的转化，“九口中正制和户调式中所体现的魏晋国家，可以看作是豪族共同体累积型的贵族制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表现，或更明确地说，是作为豪族共同体国家的表现”。[7]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族建立坞堡，成为当地的实际统治者。《三国志》卷十一《田畴传》记载：“畴得北归，率举宗族附从数百人……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乃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农民虽从国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但大多数又沦为地方豪强的奴婢、佃客、部曲，其隶属依附关系仍未改变。当时因战乱，隶属于豪族的依附民相当多，如《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梁书》卷三八《贺琛传》云：“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大姓。”《陈书》卷二《高祖纪》记载沈泰，“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毂累藩，汉口班师，还居方岳，良田有逾于四百，食客不止于三千。”这一时期，豪族与依附民的关系还得到了国家承认，具有了合法性；豪族依靠垄断地方资源而摄取政府资源，其九品中正选官制即为其集中表现。 从总体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并未放弃对编户齐民的控制。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尽管在此时有所削弱，仍然力图最大限度保存作为赋役对象的自耕农民……即使在三国时期，国家仍然控制了部分编户，然而编户数量之少不足以维持一个中央政权，因而国家还以屯田形式使自己成为最大的封建主，拥有最多的私属。”[8]走马楼吴简中有反映“国家政权”在乡里组织中有较大势力的内容，秦晖认为当地不仅有发达的乡、里、丘组织，而且常设职，科层式对上负责制与因此形成的种种公文程式都在简中有反映，“吴简所反映的是中央集权国家控制下的乡村社会即所谓‘编户齐民’社会，而世家大族及其部曲、宗族宾客则是朝廷控制不了或只能实行间接的‘羁縻’式统治的地方。”[9]魏晋南北朝时期，豪族确实控制大量的人口和土地，但我们不可轻视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当时，既有成为国家农奴性质的依附农民，又有隶属于豪族统治下的奴婢、部曲等依附民，而农民地位的依附性质则是一样，只不过是由谁控制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