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 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4-0042-06 传统乡村集市是由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贸易形式，而乡村集市及其结构在其长期存在的过程中，反过来也会影响和制约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因此，分析中国乡村市场发展和转型状况及其制约因素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历史上传统集市转型的迟滞 世界经济史的实践和经济史家的分析表明，市场兴起和转型是西欧技术进步、经济崛起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商人阶级借助于新的市场组织和制度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的扩张又刺激了手工工场向机器大生产过渡，由此产生的新阶级——资产阶级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P276)。但在中国，市场及其力量成长缓慢，市场转型迟滞，成为中国最终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中国市场的发育曾经历过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15世纪以前，中国商品经济发育的程度远超过当时欧洲各国，“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中国的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2](P7)。但在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市场与市场力量迅速成长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力量的时候，在中国，市场未能冲破自然经济的约束而成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布罗代尔把市场经济分为下层市场和上层市场两种形态。下层市场是一种公开市场，交易是透明的，利润是可预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集市、店铺和商贩；上层市场是复杂的、高级的市场经济形态，如交易会和交易所，其中中间组织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的部门，商人被分化出来，这是一种私有市场（又称反向市场），具有排他性和垄断性。市场经济中的公开市场和私有市场是同时发展的，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私有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布罗代尔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等级划分中，习惯于自给自足的中国处于较低的层次。他认为，在初级市场的层面上，组织得最令人惊讶的肯定是中国了，其布局几乎达到了数学般的准确。正如施坚雅所说的，中国的农村世界不是在村的模子里，而是在乡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从一个集到另一个集，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商贩和匠人赶赴不息。总之，互相联结并受监督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网络布满并活跃在中国大地。店铺和流动商贩都数目繁多，生生不息。但是，中国缺少了高级机件——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或者政府反对这些高层次的交易形式，或者初级市场的毛细血管式的流通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已经够用的了，不再需要动脉与静脉了。中国的商品交换是一方无峰无丘、削平了的地盘。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重大原因[3](PP.21-23)。 从远距离贸易发展而言，在西方，远距离贸易的基本工具是交易会和交易所；而在中国，从事远途贸易的商人不是单干就是在以具有亲缘关系的商会（帮会）的支持下集体行动。[4](P64)珀金斯的分析也认为，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的农民同他的村庄和市镇以外的世界很少有直接的接触。农民同外界的联系和对外界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商业的渠道，但是在20世纪现代工业出现之前，中国贸易的大部分是在农村的市镇之内进行的，而长距离的贸易以及短程的城乡交换，数量很少，并且限于几种主要商品。[5](PP.145-148)直到1930年代时，中国农村依然处于落后和孤立状态，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分散的定期集市转变为现代商业体系的速度太缓慢”[6](P437)。 费维恺也认为，晚清中国经济以商业的高度发展为特点，尽管其商业制度按传统标准衡量是高度发展的，但还不是“近代”的市场经济，中国全部贸易的大部分是由小规模的地方贸易组成的，这种贸易局限于基层集市和中间市场的水平上。据施坚雅估计，到20世纪初时，中国基层集市多达 63000个，以货易货的交易是常见的。这种状况是由以下方面的因素产生的摩擦阻力所致：存在着多种地方通货的银—铜复本位货币制；①运输费用昂贵（既花钱又费时间）；对商品的信用预付款比较少见；缺乏互相清理债务用的商业银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大部分农村的基本粮食相对地保持自给自足；以及在传统贸易结构中享有既得利益的无数小中间商遍及各地，每个小组织忙碌地进行着小商业和“廉价资本主义”活动。[7] 以上介绍的各研究者对中国市场状况的分析中，也有对中国市场转型迟滞及其原因的分析，如政治因素影响、交通落后的制约等，下面作更进一步的分析。 二、中国历史上传统集市转型迟滞的原因分析 中国历史上传统集市转型未能发生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重点分析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 （一）市场及其力量的发育，始终被限制在为自然经济提供补充的范围之内，使得经济交换以集市为基础，而这种经济结构，反过来又强化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结构 中国封建时代农区的小农经济一般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耕织结合”的生产结构。这种牢固的结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要素，以致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障碍。吴承明指出，男耕女织是一种自然分工，在凡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地方都存在，并非中国或东方独有。但西方畜牧业较发达，是耕牧结合，西方的耕织结合不完全体现在个体家庭中，村社保留了较多的公有经济，中国耕织结合则以家庭为本位。东西方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方面的程度差异，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时期，才变得重要起来。[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