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733（2006）03—0023—04 有关20世纪前期美国与拉美关系的研究，我国学者成果颇丰。如对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塔夫脱的“金元外交”以及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睦邻政策”的研究，对20年代拉美国家反美斗争的研究等。本文将主要从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扩张这一角度对20年代美国与拉美的经济关系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总体政策 自19世纪末以来，无论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塔夫脱的“金元外交”还是威尔逊的实用外交和理想主义，都把拉美尤其是加勒比中美洲地区作为美国重要的战略防御地区，对这一地区采取了直接干涉政策。对美国人来说，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中美洲地区在美国的发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为美国提供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而且对美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进入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部分拉美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强，而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从加勒比撤军的呼声，因此这一时期从政治上讲美国的拉美政策处于从强行扩张干涉到“睦邻友好”的政策调整阶段；另一方面，在20年代，从哈定、柯立芝到胡佛三届政府的对内政策的重点都是极力促进大企业的扩张，这种企业至上的政府原则也同样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因此经济扩张的加强也成为了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要原则之一。因此，虽然哈定、柯立芝和胡佛的拉美政策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政府对这一地区总体政策是基本一致的，即政治上通过撤军等手段限制解决各种争端，减少美国对该地区的政治控制，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实现正常化；经济上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扩张。 美国20年代这种对拉美的战略首先体现在三届政府的执政实践中。哈定在竞选时就提出了美国不干涉加勒比各国事务的政策，国务卿休斯在实践中坚持贯彻了哈定竞选时的这一政策。休斯并不是要限制美国对拉美的责任，他同样认识到维持美国在加勒比的强大影响的重要性，他所做的只是让其他国家相信美国对拉美的自由和独立方面没有别的企图。为了表示美国对建立友好关系的诚意，在休斯的努力下，美国与中美洲各国于1922年2月签订了条约，声明相互保持中立、建立中美洲法庭、同意限制军备。12月，他又发起组织了华盛顿中美洲国家会议。在会上休斯明确表示了美国的立场，“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损害你们的利益而使自己得以满足的野心，没有与你们的国家愿望相反的政策，也没有要在促进和平的利益以及用你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获得你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有利条件两个方面所保留的目的，美国的利益存在于这个半球的和平和你们的利益受到保护的条件中”[1]。同样，正如当年哈定总统的国情咨文中所反映的，20年代的美国并不是完全放弃干涉权利，而是仍然坚持了有限介入的原则，“中美洲国家的代表团为了稳定他们的国家、消除所有不一致的迹象，现在正聚集在华盛顿的谈判桌前，寻求国家间的谅解。他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在这里相遇的，而不是我们躲避。他们接受我们的好意，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无私和帮助”[2]。当凯洛格接替休斯之后， 在继续坚持休斯时期的战略原则的基础上，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如果哈定时期这种调整还仅限于使美国不再与拉美国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柯立芝总统则更强调对美国公民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因而他一方面主张撤军，另一方面要求参与到各国的内部事务中。“这个地区所有的冲突能够平静、满意地解决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愿望。与我们追求和平的愿望同时存在的是我们对我们拉美兄弟国家财富增长的强烈希望，以及始终存在的推进与他们之间合作的目标，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并常常受到最诚挚的友谊的鼓舞”[2]。胡佛当选总统后，他大肆摆出睦邻友好的态势。胡佛本人首先是进行了一次所谓友好愿望的拉美之旅，而后又反复强调了美国愿意和南面的邻居们建立最诚挚的联系，同时他还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永远不介入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拒绝用武力维持经济联系的做法，并声称“我们要用行动来维护我们的信念和理想”[1]。 经济方面，战争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对手，并刺激了美国本身的工业，扩大其投资资本的供应。“在20年代，美国用产品、分厂和投资资本淹没了世界，使这十年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经济扩张最厉害的时期之一”[3]。尽管抛弃了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拒绝参与集体安全计划，美国人却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谋求全球经济利益。根据美国人的看法，这时的经济扩张主义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所谓手段即指通过经济上的扩张来实现美国的和平和繁荣并为以后的扩张打下基础；所谓目标是因为美国要想长久地保持国内经济的繁荣，必须不断地扩张，只有实现了经济的扩张，才能保证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趋势。对此，当时美国的政界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样的看法。哈定政府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从美国利益出发强调控制主要原料的重要性，以致出现了石油外交等政策；柯立芝总统曾表示，“我们这样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使地球上任何地方发动任何冲突的企图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些冲突将不会对我们产生不利的影响”；胡佛总统则明确表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盈余寻找有利的市场”[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此，被美国看作后院的拉美地区便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美国加强经济扩张的对象。 二、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经济控制和扩张 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控制，首先体现在美国私人和政府领导人作出的经济决策，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活，特别是对加勒比海、墨西哥和中美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和海地，官方在借用外国资本之前必须征得美国的同意。在30年代初，智利驻华盛顿大使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预测美国在购买铜方面和对智利的债券将作出什么决定，这两件事对智利国家生计都是至关重要的。在那10年中，“智利从来还没有感到过它这样彻底地被一个外国的难以预料的态度所左右。”[5] 在古巴，美国股份占糖业生产的大约2／3，美国的投资把这个国家牢牢地固着在危险的单一作物生产经济上，受世界糖价浮动的影响。萨姆纳·韦尔斯在1924年报告说，在由联合果品公司和标准果品公司提供国家大部分岁入的洪都拉斯，美国财团向一个政治集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大炮和机关枪，使它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政变。在委内瑞拉，国家税收的一半来自石油税——即来自外国拥有的石油公司。1929年，美国公司生产了委内瑞拉一半以上的石油，他们向委内瑞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行贿的数字是少见的。到1921年，有1000多家美国控制的企业至少在拉丁美洲3／4的国家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如历史学家J·弗雷德·里比所说：“这无数家商业公司的活动需要许多密切的结合和大量的接触，……来自美国的数千名商人和技术人员在一年当中几乎每一天都同数百拉丁美洲人保持着紧密的接触。”[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