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1846年间的谷物法变革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关于这场变革，传统的与国际贸易理论有关的论点是：第一，谷物法是重商主义的政策，重商主义认为贸易不创造利益，因而主张限制进口。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谷物法的废除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第二，不同利益集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作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变革的方向和最终结果。谷物法的废除是产业革命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并最终战胜了地主阶级的表现。这些观点虽不无道理，但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实质。它显然忽视了以下事实：第一，农业的特殊地位问题。在自由贸易可以提高一国福利水平已经成为一种常识的情况下，为什么与谷物法类似的各种农业保护政策仍然在各国普遍存在？况且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农产品贸易一直是一个例外，世界各国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内，几乎无一不对本国农业实施特殊的保护政策。第二，自由贸易在英国的存在惊人地短暂。1875年以后，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保护贸易政策很快占据了上风。并且此时主张贸易保护的与彼时反对谷物法主张自由贸易的恰巧就是同一集团。①本文试图通过对谷物法变革史实的考察，揭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演变背后的一条主线：不同制度或政策对收入分配的成本的相对变化。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而进行收入再分配时，总是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分配成本的相对变动决定了政府对分配方式的选择。中国当前也面临着如何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的问题。尽管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对英国经济史中这个农产品贸易制度变革的典型案例的考察，无疑可以为当前中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提供重要的启示。 一、英国谷物法变革的历史背景 英国对谷物贸易的管制由来已久。最初的谷物法旨在通过管制主要谷物的进出口来保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平衡。16世纪之后，随着重商主义在英国的盛行，谷物法转向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英国在这一时期一直实施一种特殊的“中断性出口补贴政策”（export bounty），这一政策规定谷物的国内目标价格， 即当国际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出口补贴开始生效，等到国际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便停止出口补贴。18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人口的增加和工业化，英国由粮食的输出国变为输入国，而谷物法的性质也转变为对进口的限制。通常由政府设立一个目标价格，低于这个目标价格时，禁止进口或征收高额的关税。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为了保护本国农业免受国外廉价谷物的冲击，再次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小麦价格低于每夸脱80先令时，不得进口。这项贸易法令遭到了地主之外的其他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在1828、1841年进行了几次调整，但直到1846年才被废除。由于1815—1846年间的谷物法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现在提及英国谷物法时期，主要是指这一时期。 对于谷物法，英国民间、议会及思想界向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815年谷物法颁布之前，英国下议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辩论。此后不断有商人和行会组织等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在议会内，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派在谷物法的问题上争论不休。1828年通过谷物法的调整法案。1838年英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谷物法运动，但是议会再次以200票对95票拒绝废除谷物法。②直到1846 年爱尔兰土豆歉收导致的饥荒，才最终促成了谷物法的废除。 谷物法是英国自由贸易进程中一个最难逾越的障碍，它的废除远远比同时期的其他类似法令（例如航海法）的废除更难。这是由英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决定的。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谷物法变革的约束条件。1815—1846年间，正是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改变了通过谷物法进行收入分配的成本—收益函数，使边际上的积累最终酝酿成谷物法的废除。 1815年谷物法颁布时英国的历史条件： 第一，拿破仑战争导致英国在粮食问题上高度敏感。工业革命以后，尽管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是全欧洲最先进的，并且不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但是粮食供给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1800年英国小麦的进口高达300多万夸脱，1810年进口156.7万夸脱粮食，占当年粮食需求量的1/6。但是1808年由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③，英国的粮食进口几乎中断，1809年和1810年，又逢国内歉收，致使粮价从封锁前的66先令飞涨至1810年的117先令。“因粮食供应困难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所造成的饥馑”，卢德及英格兰中部、北部都发生了工人运动或其他形式的骚乱。如果不是拿破仑因为法国粮食丰收的压力在1809年重新允许向英国出口粮食，英国很有可能“在情势非常危急的1810—1811年那个冬天挨饿以至投降。”④另外，由于粮食的需求和短期供给都缺乏弹性，灾年的饥馑和丰年的谷贱伤农都极易发生。农业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产业。这使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农业上保持一种特殊的政策。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粮价的持续上升及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暴涨，导致土地的过度投机，战后1813—1815年的农业大丰收使英国粮价暴跌，地主纷纷破产，加剧了由1811年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动荡。这些因素决定了英国在农业政策的决策上必须要将安全和稳定置于首位。 第二，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面临巨大财政压力。从1793年开始，英国参加反法战争，每年用于战争上的费用平均超过8000万英镑。这些战争的经费主要是发行国债筹集。到181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负债已经超过了86000万英镑，支付国债利息就要花去本年财政收入的一半。1815年英国的财政收入为7100万英镑，其中偿付国债利息就要耗费3458万英镑。⑤“为了支付有史以来耗费最大的战争，政府将赋税增加了5倍，又滥发钞票，以致引起通货膨胀。政府为了平衡预算， 连续发了三年公债，随后又对许多货物征收消费税”⑥，引起工商业阶层和工人的不满和反抗。到1827年英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国债利息仍然高达2900万英镑，占当年公共支出的总额5600万英镑的半数以上，而当年英国的财政收入只有5100万英镑，财政赤字高达500万英镑。到1841年财政赤字仍为200万英镑，直到皮尔首相在1846年引入个人所得税，财政赤字才得到弥补。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