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98（2006）03—0171—06 一、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历史回顾 从1949年到1978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取得较大突破，但城市化进程却相对滞后。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不足10％增加到48.64％，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仅由10.6％发展到17.9％。[1] 有学者认为，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正常要求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了至少约17％。[2] 当代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脱节和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固然是导致城市化进程受阻的原因所在，但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频繁地由城市向乡村迁移也是造成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人员构成上看，自建国初便开始出现，并于1960年代以后迅速扩大且长期延续的当代中国逆城市化主要是由四部分人员构成：一是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被遣返回原籍。建国之初便有大量流入城市避难的乡村人口被遣返，仅1950年人民政府就及时动员和组织了16.5万原籍在农村的失业人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3] 1960年以后，“大跃进”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又使此前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据统计，1961—1964年全国被精简的2500多万城镇人口中，约有1000多万为新近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4] 二是城市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解放初。凋敝的城市经济难以容纳过多的城市人口，因而人民政府积极组织城市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就业。据统计，到1949年8月，解放较早的北京已有近20万人口被分散到周围农村[5]， 其他国内大城市也都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疏散。1955—1956年，人民政府又继续组织了一批城镇失业、无业人员下乡插社或去农场开荒生产。据北京等六市二省的统计，失业人员下乡插社和插场的，连同家属一共有86万人。[6] 三是城市的知识青年。自1956年开始在少数几个城市进行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试点之后，从1962年起，大规模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活动便广泛开展。据统计，从1962年到1979年末，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人。[7] 四是城市的机关干部、教师、职工及其家属。在解放后多次进行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每次运动之后总有机关干部、教师、职工及其家属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仅1957年、1959年两次反右斗争中，就有数十万右派或右倾的人连同其家属一起被迁往边远落后地区或其原籍进行改造。据估计，全国先后到农村劳动、落户的干部、教师、职工及其家属在2000万人以上。[8] 从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人口规模看，受大量人口外迁的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紧缩是中国各主要大城市都曾出现过的现象。以上海为例，从1967—1977年的10年间，尽管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一直未曾停止，但城市人口的总体规模反而减少16.88万人。[9] 与此同时，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普遍萎缩。根据1955年规定的设市标准，到1964年底，全国只有建制市168个，比1961年减少36个市。[10] 镇的萎缩更为普遍，仅1961—1964年的3年间，全国建制镇便从4429个减少到2877个。据统计，1954—1957年，市与镇的非农业人口比例为61.89∶38.11，而到1983年，这一比例已下降为68.28∶31.72。[11] 尤其是从1961年到1964年的4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净迁出4369万人，直接导致农业人口在中国所占比重由1960年的73.83％上升至1964年的80.15％。[12] 大规模而又频繁的逆城市化现象导致了中国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据估算，从1949—1979年的30年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累计5200多万，占城镇人口净增总数的66％[13]，自然增长在全国城镇人口增长中起了最主要作用，而本应随工业化而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械人口增长反倒成为次要的因素。 二、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原因及特征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大规模而又频繁的逆城市化现象的发生是人口众多的新中国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之下所选择的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产物，因而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既有其发生的历史基础，又有其出现的现实根源。 新中国成立初，在被迫采取“一边倒”国际政策的前提下，中国走上了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使中国工业脱离了劳动力剩余和资金短缺的基本国情，向着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的方向发展。从“一五”至“五五”期间，轻工业在国家建设投资比重中始终未超过7％，而重工业除“一五”期间为36.1％以外，其他时间都一直在45％以上，“二五”期间甚至高达54％。[14] 另据测算，每百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所容纳的劳动力，轻工业为257人，而重工业为94人，约为轻工业的1／3。[15] 因此，重工业的过度发展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造成资本形成要素中短缺的资金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排斥，从而严重制约了城市工业发展吸纳劳动力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