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6）5—091—06 近来我国棉纺织品屡遭欧美各国阻击，技术性贸易壁垒、配额限制、特别保障措施、反倾销指控和制裁等接二连三，严重影响我国棉纺织业的正常发展。在各种建议对策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呼声，要求我国纺织行业协会认真反思，厉行变革，在保护本国企业利益，应对外部压力和制裁时，起到政府或其他机构不能替代的作用。这种要求和期望并不过分，其实正是每一个没有异化的工商团体的最基本职能。早在七八十年前就有不少工商团体已将此视作己任，其中华商纱厂联合会（简称“纱联会”）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它在远为艰难甚至绝望的近代棉纺业自救活动中，克尽厥职，起到应有的作用，值得重视和借鉴。 纱联会是创始地和主要活动都在上海的一个全国性棉纺业同行组织， 筹办于1917年3月，正式成立于1918年3月，到1942年12月解散，前后经历了二十六个年头。纱联会的发起是为了改变当时华商纱厂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在危机中觅得一条生路。在筹备之际，有人提出新成立的联合会，组织制度“应求完备，若勉强成就，有何裨益？中人习惯设立一会，终成一空牌子而已”。[1] 把纱联会定位在一个务实的能真正起到作用的工商团体。事实上，纱联会成立后，在棉纺业自救活动中确有作为，尤其在调节棉纺业内部和外部关系上，起到了个别厂商无法替代的作用，试予分述。 一、团结同业，共度棉纺业危机 纱联会成立的宗旨为“集全国华商纱厂为一大团体，谋棉业之发展，促纺织之进步”[2]，特别强调团结同业联合行动，以集体之力争取生存和发展。它给自己制定的职责包括寻常职务和特别职务。寻常职务的头一条是“遇花纱布市发生争夺问题或意外危险，本会应详切讨论，力于维持”。这一职责也是各成员企业最迫切的要求，杭州鼎新纱厂的张松筠曾说：“惟此会对于各厂家宜特别保护。例如今年纱价大涨，各厂竟将贵价之花收进，忽然纱价大跌，纵有贱花，亦因贵纱未脱，不能收买，吃亏真正不小。设无一联合机关，中国纱厂如何支持？兄弟意思会中应设一坐办，专任各种事宜。”[3] 得到会众赞成。 纱联会应对国内花纱布市场的重大变化或意外风险，采取的主要措施和方法，是建立价格联盟，集体限制生产。1921年秋，棉纺业出现萧条状态，华商各厂不堪忍受，纷纷要求采取集体行动解救危机。经过反复酝酿，到1922年8月30 日纱联会在征集上海各厂意见的基础上，作出集体维持最低限价的决议：“公定于两星期内各厂开纱以一百三十五两为最小限价”。议决实行后，市场棉纱价格一度回升，然终不能维持，到下旬竟跌至124两左右。纱联会再拟对策， “乃复于九月二十八日召集本埠各华厂及驻沪代表临时会议。当时颇有主张缩短工作时间，以减少生产而定市面者”。[4] 于是由纱联会向全国各纱厂发出集体限制生产的决议：“自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停止工作四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届时设市面仍无起色，续停四分之一”。[5] 这一议决发布后，上海各纱厂全体认真执行，外省市的纱厂也多有闻风相应者，于是纱价始渐见起色。为了巩固成果，1923年3月13日纱联会再作议决“停工半数，或将夜工完全废止”。上海各厂当即签字赞成，外埠纱厂由纱联会分电征请一体实行，多数厂商也函复赞同。所有停工各厂，均由纱联会发贴通告，“并公推吴麟书、崔景三、荣宗敬、刘柏森诸君为监察人，监视本埠实行减工各厂”。[6] 因执行认真，效果较为显著。 自设交易所，利用交易所调节纱价也是纱联会的成绩。纱联会创办华商纱布交易所是日资压迫的结果。1919年8月日商取引所（即交易所）决定从9月1 日起兼做棉花贸易，并在浦东建设栈房，为囤花之用。其目的无非要操纵中国的棉花市面，而制华商厂家死命。纱联会闻讯后立刻制定两套对策，一是治标：“（甲）各厂不往取引所购花，必坚持到底。（乙）凡在取引所买卖花衣之花行、花号及拍客等，各厂与之断绝往来，并登报宣布此旨”。二是治本：“联合棉业设立花纱交易所，或由本埠各厂向产棉区域公设花行”。 1920年1月6日，纱联会决定由华商纱厂、纱号联合组织纱布交易所，“每股五十元，共二万股，计一百万元。推聂云台、徐静仁、刘柏森、荣宗敬、郑培之、吴寄尘、杨翰西、穆藕初诸先生为筹备员，与各纱号接洽，再由纱号公推筹备员”。[7] 华商纱布交易所在1921年7月1日正式成立，理事长穆藕初在开幕演说中宣布，成立交易所有两个目的：“一保障棉业，免受意外之亏折；二发展棉业，巩固同业均等利益”。[8] 华商纱布交易所成立后，纱联会维持纱价有了新的工具。1924年7月， 花纱布市场又起风波，形势异常危险，各厂决定联合一致，维持纱价，以保血本，但又顾虑棉花价格涨得更快，使前功尽弃。后经纱联会公议决定：“本月份向纱布交易所购进棉纱二万包，以一百七十三两为限，其盈亏由左列各厂按股公摊，并公推宗敬先生主持一切。将来棉纱收进时，由麟书、庆云先生向客帮售去。计分十股，每厂一股”。[9] 有了交易所，维持的纱价容易确定并更合理。如1925年4月29日纱联会作出规定纱价办法的议决：“（一）以‘人钟’（申新名牌产品，为纱布交易所标准交易商品）为标准。（二）以两星期为限，至五月十三日止。（三）在此限价以内，各厂不得出售：十六支‘人钟’大包厂盘一百七十两，其余名牌棉纱照纱布交易所现行等级表依次升降”。[10] 为了更积极地预防市场风险，纱联会主动承担起信息调查、收集和预报的责任，承诺“遇花纱布市有意外之变更及印、美棉收成之丰歉，本会调查有得，应预告各会员”；“调查日、印纱之品质，销售之情形、地点及其额数，并调查国内花纱布种种市况及其他商业上之活动，定纱业中应兴应革事宜，随时报告于会员”。[11] 我国经济统计缺乏、信息滞后，使棉纺业资本家常有黑夜行舟之憾。纱联会每年派出8～10名调查员，分赴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调查棉花状况。从1919年起，每年出一册《棉产调查报告》，详细报导各地棉收丰歉、产量实数。还每年修正出版一次《中国纱厂一览表》，表中分列全国华商、日商、英商纱厂的资本额、锭数、织机数、工人数、用花量、产纱量、产布量，资料颇为详备。又注意收集国内外经济信息，利用纱联会创办的《纺织时报》，介绍国外先进的纺织、机械、漂染等新技术新理论，介绍世界棉产情况、各国纺织界消息，并及时报告中外花纱贸易情况，尤其是日本棉纱输入中国的统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