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村家庭工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高阳纺织业从1930年代开始就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而持续的重视，① 1980年代前后又有一些学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或田野调查对高阳纺织业的历史沿革做出了一些实证研究。②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村庄调查，本文试图进一步推进对高阳纺织业发展史的研究，给出一个高阳纺织业百年历史的清晰脉络。对于高阳纺织业长期变迁中所隐含的理论意义，将另辟专文进行探讨。 高阳县传统的农村家庭纺织业在20世纪初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开始吸收现代工业的成果。其后，更多的农民家庭被整合进入了以高阳县城为核心的纺织区域，由此逐渐形成了包括清苑、蠡县、安新、任邱等县在内的高阳织布区，该织布区因巨大的产能而成为华北地区土布织造中心之一。高阳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因为19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暂时受到抑制，又因为日本侵华战争而受到了毁灭性地打击。1945年以后，家庭纺织生产复兴，其后被纳入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轨道。19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高阳县的家庭纺织生产再次兴盛起来，1990年代末期以后，高阳县成为了全国性的纺织中心之一。 一、家庭生产的发展与区域纺织中心的建立：1880—1937 高阳传统家庭纺织业历史悠久。19、20世纪之交，随着机纺棉纱（机纱）和新型织机进入农民家庭，家庭手工织布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迅速增长的布匹市场需求促进了农村纺织业的繁荣，而一个以高阳县城为中心，涵盖周围的清苑、蠡县、安新、任邱等县在内的纺织区域也逐渐形成，我们称之为高阳织布区。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高阳织布区经历了20年左右的繁荣时期，并形成了三次产业发展的高潮。 高阳棉纺织业的产生和本地种植棉花有直接关系。到17世纪初期时，棉纺织品已经是高阳本地的一种主要贸易商品，而且有了多种多样的产品类型变化。天启四年（1624）的高阳地方志记载，“货之品：布、绢、线、网巾、布帨、线带、小盐、碱、硝、梨膏蜜。”③ 早期的农民家庭纺织通常是纺织结合，农民把自种的棉花去籽、弹花，用单锭纺车纺成纱线，再用木制投梭机织成布匹。大约从19世纪70、80年代开始，河北织布家庭开始大量使用机纱进行纺织生产。机纱的广泛使用带动了对传统织机的更新，大约在1907年以后，铁轮机首先在高阳县西南部的村庄推广开来。铁轮机又叫铁木机，系铁木合制的机器，其主要传动部件是铁制机件，安装在木制机架上，通过织工的双脚踩动踏板驱动，生产效率比传统织机有很大提高。20世纪初期，高阳县的农村纺织业已经开始了较快发展，这特别反映在纱布商号的迅速发展上。高阳本地的早期市场上，除了布行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布线专营机构，而随着机纱需求的增长和布匹市场的扩大，各种专营纱布生意的商号开始增多。蚨丰号布线庄就是高阳商号转型发展的典型例子，它建立于1902年，起初主要经营洋杂货和布匹绸缎，1906年开始经营棉纱买卖（包括手纺纱和机纱），在1912年改为专营棉布和纱线业务的布线庄，以后规模日渐增大，终于执高阳布线业之牛耳。④ 19世纪晚期，除了高阳县城以外，高阳县境周围还有3个布线交易的中心集市，它们是清苑县的大庄镇，蠡县的莘桥镇和任邱的青塔镇。⑤ 高阳的布线商人也在向这些布线中心集市拓展经营区域，而一战的爆发给这种扩张造成了良好契机。随着布匹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布线庄等商号通过“撒机制”方法得以大量收购布匹。典型的撒机制是指这样一种形式：织户从商人处领取棉纱，按照一定规格织好布匹并交回到商人那里，然后领取“工资”——加工费，撒机制又被称为“织手工”或“织茬子”。相应地，织户自己购买原料、自主生产和销售的方式被称为“织卖货”。通过撒机制的方法，高阳县城的纱布商号不仅扩大了对农村织布家庭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周围的大庄、莘桥、青塔等集市的渗透，这些集市的布匹开始大量地向高阳县城流动，于是逐渐形成了以高阳县城为核心的织布区域。1915—1920年间，高阳、蠡县、安新、清苑和任邱各县的织机数量都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5县的织机数量合计，以1915年为基期，在6年的时间里，1920年的织机总量（21904台）比1915年（5726台）增长了382.5％，1916—192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8.8％，从而形成了高阳织布区的第一次发展高潮。⑥ 吴知估计，这一时期高阳织布区每年要消耗10万包棉纱，年产布400余万匹。⑦ 一战结束后的1920年代，高阳布业的产品种类一改以往以白布为主的特点，而有两个突出变化，其一是条格布和染色布（色布）生产的迅速扩大；其二是以人造丝（麻丝）为原料的麻布生产开始兴盛起来。产品种类的多样化使高阳织布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历了第二次发展高潮。到1929年时，高阳织布区共有织布机29224台，其中平面织布机（铁轮机）24900台，提花机4324台。⑧ 据河北省政府1928年的统计，高阳织布区年产布5498035匹， 占河北省布匹总产量23981805匹的近23％。⑨ 以此而论，把高阳织布区称为华北土布生产的中心地区之一，当不为过。 从1930年开始，高阳织布区织机数量的持续增长态势发生逆转，处于开工状态的织机数量开始逐年减少。1930年，高阳织布区尚有织机26557台，而到1933年4月时，开工的织机只有7305台，仅仅略高于1915年时的织机数量。⑩ 高阳织布业自20世纪初快速发展以来第一次遭遇沉重的打击：1932年时高阳织布区的布匹产量大约是100余万匹，这已经远低于1929年时的水平。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对高阳织布业的全面调查是在1933年结束的，所以并没有涉及到高阳织布业的未来命运。然而根据后来的研究，高阳布业从1934年开始再次呈现上升势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又经历了第三个发展高潮，(11) 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织机数量和布匹产量的增加。到“七七事变”前夕，高阳织布区有织机近3万台， 其中提花机5000台。1935—1936年，高阳每年生产近400万匹布， 这已经接近历史的峰值水平。第二，生产区域和市场区域进一步扩大。肃宁、河间的部分地区也被纳入了高阳织布区的范围，而高阳布线商号的分店遍布除东三省、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全国各省，产品还远销到香港、仰光、新加坡等地区。第三，生产技术升级。高阳的色布和麻布印花生产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特别是机器染色整理工厂的现代化带动了染整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12) 高阳布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布线庄等布业机构的核心领导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1912年时高阳织布区内织卖货和织手工的机数分别占65.5％和34.5％，其后平面织机中织卖货的织机比例持续下降，到1915时降到50％以下（47.61％），到1933年5月时只占织机总数的10.94％，而织手工的机数比例高达89.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