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① 中译本出版后，引起我国史学界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这两部著作的观点（无论是宏观的或微观的）未必都能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作者视野之开拓和其时代感之强烈，以及他们对陈说提出挑战的理论勇气，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对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深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思考有促进作用。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检查，无疑会发现书中一些论点缺乏史料的支持，或是对史料的误读。但这些缺点都不足为怪，并不会因此就可以抹杀这两部著作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 《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观点有同有异。他们都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早就存在一个以分工和贸易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直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都居于中心地位。彭慕兰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到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实际意义。而曾任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员的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则提出另一种估计。他认为西欧经济在14世纪时赶上了中国（当时世界的领先经济），到1820年时它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已超出世界其他地区两倍。② 上述这几本书对1840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作出较为正面评价的观点，似乎已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认同，反映了国外关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向。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就《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组织过几次学术讨论，我有幸参加，颇多收获。本文并非要评论上述几位外国学者的著作，而是在阅读这些著作和参加几次讨论会之后，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有所思考所写的一篇札记，内容不免对《白银资本》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不揣浅陋，谨向方家请教。 一、“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及其学术史的回顾 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弗兰克等人批判“欧洲中心论”，我们对他们应该表示敬意。弗兰克说：“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他批评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西方’拥有所谓在‘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作为‘白人身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我们’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③ 这段批评是颇中“欧洲中心论”肯綮的。但是弗兰克在列举一大串应受批评的“欧洲中心论”者的名单时，不仅有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和罗斯托、诺思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家。对马克思本人的批评特别尖锐，如说马克思认为“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④；指责“‘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的现行经典社会理论是靠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来维系其生命的”⑤；等等。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只能在欧洲产生；而韦伯的社会理论从根本上说来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对立的，把马克思和韦伯捆绑在一起很不恰当。弗兰克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欧洲中心论”，不如说是针对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由此使我不禁想起两个问题：一、“欧洲中心论”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它的错误何在？二、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起过“中心”作用？我们如何看待欧洲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两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就有可能把“欧洲中心论”变成一种标签，随意贴到一些学者头上。 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世界历史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曾形成过若干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心。世界的几个文明古国，如西亚的巴比伦，北非的埃及，南亚的印度，东亚的中国，欧洲的希腊、罗马，都曾经是该地区一定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并且对其他地区有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承认这种地区的历史中心，并没有什么不妥。欧洲是否扮演过世界历史中心的角色呢？就近代历史而言，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曾经有过如下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7、18世纪，以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竭力向全球扩张。欧洲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⑥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他们认为欧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是世界历史中心的结论。但决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这种分析，与我们所要批判而且也应该受到批判的“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欧洲中心论”者的错误和要害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文化优劣论。他们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白种人所创造的文化天生优越，只有欧洲才注定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欧洲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对世界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作出客观的分析。他们承认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段曾是世界领先和占主导地位的“中心”，这与我们所要批判的“欧洲中心论”根本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起了进步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⑦；“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⑧；“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认为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有过的世界“中心”地位是天然的和持久的，他们不但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而且热切期待中国和亚洲的人民革命将对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产生重大的影响。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