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百家争鸣 吴承明 吴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100836 198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在“发刊词”中曾提出： 我们希望本刊发表的著作，或者是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是阐述了新的观点，或者是运用了新的方法，或者是发掘了新的资料，当然都应当具有一定的史实根据和理论深度。 《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欢迎大家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直率的讨论，对学术著作进行认真的评价。 这实际是宣布创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旨和承诺。有目共睹，20年来该刊是遵循着这个主旨和承诺的。1996年该刊创刊10周年时，我曾写短文“谈创新”，解释经济史学前辈严中平先生提出“四新”说的历史渊源，作为祝词。今天，当该刊创刊20周年之际，我想再以“谈百家争鸣”，倾祝该刊阔步前进！ 读者可以回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掀起的专题讨论推动起来的。这在“文革”以前，有“五朵金花”之誉，概指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或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等。这些讨论吸引了众多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经济史研究，并培养了大批新秀。不过这时期的讨论还比较拘谨，多是各述己见，避免政治性问题的交锋，其中如地主阶级“让步政策”的辩论，乃属仅见。“文革”以后，情况大不相同了。这时破除教条主义，开放学术禁区，讨论基本上实现了百家争鸣，加以引进国外和港台学者的观点，空前活跃和繁荣起来。这时期的讨论，旧的问题有些已为新时代的思潮所屏弃，有些则扩大范围进入新的高潮。而风起云涌的新问题趋向多元化和专业化，不复像“五朵金花”那样动人。惟从一些宏观经济的讨论来看，如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消长、宋尤其是明清经济的再评价、市场发育、制度变迁等问题来看，则讨论中近代倾向和发展观点占了优势。到前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讨论问题进一步与现实经济接轨，如人口压力问题、环境与生态平衡问题、国家干预经济问题、儒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等。新时代的讨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问题经过百家争鸣，获得了局部的或大体上的共识。 那么，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何以会出现不同的学术观点？百家争鸣又是怎样推动经济史研究的前进呢？我想这里可以分别三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种情况是从历史观或经济学理论出发的对具体经济史问题的观点，有其理论的独立性，与众不同。如一些根据历史决定论、目的论或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论述，根据某种经济学说或经济规律提出的论点，都属这种情况。这种论点提出时也都佐以相当的历史资料，若其资料还不足以完全证实所提论点的价值，就会进入百家争鸣。在百家争鸣中，这种论点或被肯定，或被否定，而更多是通过扬弃乃至否定之否定过程，转化为新的概念，也就是原来论点的价值以新的概念表现出来。这当然是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第二种情况是由认识论引发的观点的分歧。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原是主观与客观（史料）交流或沟通的结果，这种交流的失衡（主观主义或纯客观主义）、视域的偏差（以偏概全）、考察时在外部条件上的混同（环境效应），都会造成认识的分歧。在百家争鸣中互相启发，取得不同程度的共识，就把研究工作推进一步。但应注意，所有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在时代思潮的演进中常需要再认识，并有新的问题出现。因而百家争鸣是长期的，无尽头的。 第三种情况是因个人掌握的资料不同而引起的观点分歧。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在百家争鸣中，谁能掌握最全面的资料，谁能发掘最新的资料，谁就有最大的发言权，谁就领袖群雄，对学科发展作出贡献。当然也还要在资料的处理上下功夫，如训诂、校勘、考证、辨伪，资料的逻辑处理（归纳、演绎），数学处理（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等。但应看到，历史是个多样性的、无限量的存在，而任何资料（文献、实物、口碑）都是单一的、有限的东西。用有限解释无限，必须依靠理论。历史研究还必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借助于理性判断。在百家争鸣中，不要企图用资料这个硬件来统一所有不同观点。保留不同观点，对推进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永远有益的。 积极支持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方行 方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100836 《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至今已经20周年了。刊物涵盖了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探索的领域日益广阔，内容日益丰富。作者有老中青各类学人，队伍日益壮大，尤其是青年作者不断茁长，更令人可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采用中国传统史学分析方法的文章，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方法的文章，采用外国新兴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方法的文章，都兼收并蓄，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气象。作为创办人之一，对刊物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健康成长，心中十分高兴，特向它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它继续开拓进取，越办越好，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道，双星齐曜，南北交辉！ 研究经济史，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还不清楚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历时久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会有许多这类问题。如曹魏时孟康认为汉代有均田之制，“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顷数，于品制中令均等”（《汉书·王嘉传》注），当时及后人均言之凿凿。《史记》有汉武帝要刺史查问“强宗豪右田宅逾制”的记载。东汉荀悦认为西汉有“富人名田逾限”的情况，东汉初，还有“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的说法。可是长期以来，在历史文献中，始终没有发现汉代官方的具体规定。直至近年《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出土，才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根据，使我们可以用“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探讨从战国以至隋唐封建国家田制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问题。今后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历史文物会越来越多，我们跟踪研究的任务也会越来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