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06)02-0087-05 魏晋十六国北朝，中国历史再一次陷入政治分裂的漩涡。继三国分立，西晋短暂统一之后，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吐谷浑等民族上层和汉族豪强地主，先后在西北或整个北方地区建立了前赵(304～329)、后赵(328～351)、前凉(314～376)、前秦(351～394)、后秦(384～417)、西秦(385～431)、后凉(386～403)、南凉(397～414)、北凉(397～439)、西凉(400～421)、夏(407～431)、仇池、吐谷浑(4世纪初～663)等政权。在今新疆地区，还有20多个小的民族国家。与中原内地日事干戈、杀伐相继、人民丧离、闾里生蒿、虽有沃土而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惨象相比较，陇右、河西等西北地区粗具“独安”的局面。在这一政治环境下，不论是西北的分割性政权还是作为个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少的经济开发思想或政策措施。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一、各政权一般的经济开发思路和措施 魏晋十六国北朝分裂局面下的统治者，谁都知道经济尤其是粮食供应对一个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魏武帝曹操就说过：“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1] (P783-784)问题是在战火弥漫的中原内地，甚至包括关中地区，一时骨岳血海、井湮木刊，很难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条件。陇右河西与中原内地及关中地区相比较，战争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加上这里土地厂袤，水利便当，外来人口较多——他们大都是中原、关中等地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这一切，为农业的开发提供了难得的条件。此外，西北传统畜牧业、“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悠久，现实条件也很优越。因此，从曹魏、前凉到北朝后期，西北各分割性政权的统治者大都能以军需供应为目标，以官营屯田、官苑牧马、丝路贸易为主营，多管齐下地进行开发，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了当时南北几乎所有割据者都想到而难以办到的梦想。 1.屯田。这是汉武帝时期创建的解决军粮供应的有效方式。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各割据政权普遍继承了这一开发思路。三国魏时，“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2] (P14)，邓艾“留屯上邽”[1] (P1337)，蜀汉诸葛亮与曹魏对垒于渭南，“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2] (P925)。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屯垦图》，生动地反映了魏晋军士“出战入耕”、“且佃且守”的生活主题。五凉时期，西凉李暠遣军“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1] (P2259)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孝文帝令河西取州郡户十分之一兴办屯田，一夫之力，岁责六十斛[3]。北周保定四年(564)，河州总管李贤在驻地“大营屯田，以省运漕”[4] (P417)。等等。都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可以说，魏晋十六国北朝分裂局面下，西北屯田的规模或许不是很大，但在开发的思想政策上与统一时期没有什么两样。 2.占田和均田。要解决军需供应，实现“富国强兵”，单有屯田尚不够，还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劝课农桑”，发动百姓甚至无职官员普遍地参加农业生产。西晋永嘉之乱后，“宇内横流，亿兆靡依”[1] (P1653)，连昔日极其繁华的关中也是“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1] (P2927)。针对这一情况，西晋最高统治者在平吴以后，提出并颁布了占田令，对王公、贵族、官员的占田额做了必要的限制①。与此同时，规定普通农民，“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1] (P790)。与其相配套的还有农民向国家负担赋税的“户调之式”[1] (P790)。北魏以后，北方仍然地广人稀。且在宗主督护制下，豪强世族隐占人口的现象更加严重，极不利于经济开发和国家赋税的征收。为此，北魏孝文帝按李冲和李安世等人的建议，实行了户口编制的“三长制”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②，将大量流徙和无地农民安置到农业生产中去，形成稳定的赋役源泉。有些割据者还像南方政权那样，建立了侨郡县，安顿各地区包括中原内地来的流民。前凉张轨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辖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1] (P434)西凉李暠时，江汉、中原的大批流民涌入敦煌、晋昌一带。西凉迁都酒泉后，将这部分流民随之迁来，“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1] (P2263)。为流民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扩大了当地的开发规模。此外，还在选拔人才、实行郡县长吏负责制、减轻民众赋役等方面动脑筋、提措施，从不同侧面调动官民的开发积极性。 3.官私牧业。河陇广大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牧业区之一。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许多塞外民族涌入西北各地，它们都擅长于畜牧业，对于农业比较陌生，加上人口死丧耗减，劳动力不足，而牧业经济形式，能用较少的劳动力利用更大面积的自然资源，所以，这一时期西北的产业结构形式似又在向牧业经济倾斜，包括陇中黄土高原，河湟地带，祁连山区，天山东部、南部、北部，河套南，陕北高原等地区。各政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官营牧场。还通过“按赀配生马”等制度，督促民户养畜。西晋惠帝永兴(304～306)中，前凉张轨在官营牧场规模较大的今甘肃山丹县南“置汉阳县以守牧地”。到张玄靓(355～362年在位)统治时期，又改汉阳县为祁连郡[1] (P434)，提升了行政管理规格，仍然负责管理当地的畜牧业，这一地区的官营牧场此后就一直保留下来，直到今天还以山丹军马场的名字，在国家西部边防建设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