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天人”观和“主客”观的演变 ——在“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吴承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100836) 会议资料丰富，又聆宏论，使我大开眼界，尚待学习消化。我于环境史无知，仅谈点历史观。近年来我研究历史观有三项内容：(1)人与自然的关系；(2)人与人的关系；(3)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最后一项属认识方法论，亦主体与客体问题。 前两项来自司马迁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历史应该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描述，他谴责西方史学(从近代史学之父兰克算起)抛弃了自然，造成历史与自然的对立。马克思在经济学上讲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哲学上讲人与自然的“同一”，“本质上是统一的”。但由于人被社会制度异化，与自然对立起来。要到共产主义，消除人的异化，复归统一。全部历史就是：自然经过改造，人道主义(指仁慈humanize)了；人经过革命，舍弃利禄，自然主义了。这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也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观。 我认为，孔子、司马迁以来的历史观(世界观)都是天人相通的。孟子有“万物皆备于我”说法，但注明是“求其在我者”，如仁义、天理，“求则得之”。若是“求其在外者”，如田地、财富、官爵，那就听天由命了。荀子有“参”与大地活动之说。《中庸》晚出，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三”，但这也是天人相通。到宋张载、程颢才正式提出天人合一。张载最精彩的话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所以如此，是因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人都与物同体。程颢的名言是“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到王阳明，更明确天人合一，“大人者，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大学问》)。 他们所说的天人合一都是人与物同体或一体。体即本质，犹马克思“本质上是统一的”。本质与现象，中国称体与用，或本与末；从方法论说，就是主体与客体。程颢说，“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己与人就是主与客，都可得道。王阳明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但宋明理学不是否定主与客的区别，而是把主与客处于同等的地位，反对以我为主。这来自禅学，禅宗纯属中国哲学。禅宗讲“主看主”，不是主看客。形象地说，就是“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景德传灯录》)。月生海是自然现象，与人上楼相关出现，但都是自主活动，是主与主的关系。 西方历史观，自哲学之父泰勒斯以来就强调主客对立，到康德，尤其是黑格尔，就变成以我为主的历史观，并提出历史中心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胡塞尔的现象学提出Eidos，即直接认识事物本质。这种认识论是主客体在同一层次上出现，动摇了传统的主客对立。接着，存在主义兴起，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用时代“先见”或“语境”来解释历史文本(文献)，消除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海德格尔的学生迦达默尔的诠释学，把研究历史看作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而且是“没有主人、没有目的、没有终结”的对话，这就更接近于中国主体关系的认识论了。到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论，包括人与“物理世界”即自然的交往，所有认识都是由相互交往得来，就完全是主与主的关系了。哈贝马斯说他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马克思没有明确的主客关系，但哈氏的理论，与马克思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论点是一致的。 清代江南经济：自然环境作用的一个典型 (中国社会科院经济所 100836) 江苏、浙江两省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8府和太仓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为一个经济区，即通常所说的江南地区。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而泾渭分明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