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钱的出现晚于铜钱，史界一般认为是在西汉初期①。其后，两汉之际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和南朝的梁武帝都曾经开炉铸铁钱。五代十国特别是宋代以后，铁钱开始大行于世，史籍记载也丰富翔实起来。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唐代铁钱，传统史籍记载则十分零散，学界对此也语焉不详，许多钱币史著作甚至不置一词。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大量唐代铁钱的陆续出土，为研究唐代铁钱提供了可能。本文拟结合出土实物资料对唐代铁钱加以探讨，庶几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铜钱并非纯铜制成，为提高铜币硬度，铜液中往往掺入一定量的锡。唐以前对铜、锡比例并无明文记载，唐代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较佳的构成比例。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天宝中，每官炉钱用铜21200斤，锡500斤，镴(铅锡的合金)3700斤。由此可推断唐时官铸铜钱中铜含量约为83.46％。在不同历史时期，包括唐代及唐以后，铜钱中的铜含量总是或高或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含铜不足的恶钱与好钱只是相对而言，并无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铜钱中掺入铅铁，在理论上讲是可能的；而从实践讲，对政府而言又往往有不得不为之的苦衷。 铜虽为贱金属，但铸钱业成本却很高，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微利可图。汉代贾谊即指出“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②，唐代同样如此。开元、天宝年间，官府铸钱每千钱成本720，其中还不包括工匠役钱。玄宗在诏书中即言：“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③ 建中元年(780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奏指出，江淮钱监铸钱由江淮输送到京师，每贯钱总计成本竟达3000，是成本的三倍。“铸钱不杂铅铁则无利，杂则钱恶。”④ 官府即处于这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般来说，王朝初期，经济运行良好，国库充裕，这时往往钱质精良，重如其文，对恶钱的控御也较严，但当中末期危机四伏、财政捉襟见肘时，则往往发行恶钱，以作为缓解危机的手段。正如宋应星所言：“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杂伯衰时则铸铁为钱。”⑤ 至于民间私铸钱，由于利益的驱使，几乎成了恶钱的代名词。 铁钱是随着恶钱发展起来的一种货币形态。它按来源可划分为两类：一、官方(中央政府或割据政权)发行的作为通货的铁钱。公孙述和梁武帝所铸铁钱即属于这一类。二、民间私铸的铁钱。由于这一类往往以铜钱的劣质品，即“恶钱”的面目出现，往往为史家所忽视。虽然宋之前的史籍记载颇为零碎，但可以断言，此类铁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行用范围上都大大超过官方铁钱。当然这两大品类又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分开，在许多时期往往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或并行不悖。唐代铁钱的发展同样符合这些规则。 唐建立伊始，沿用隋代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才开炉铸新钱，名曰“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史书称其“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⑥。钱监分布在洛、并、幽、益、桂等州，少府也设置有十炉。从地域布局来看不很合理，集中于北方，而南方钱监设置却很少，这与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十分发达，货币行用数量巨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高宗、武则天之后，全国盗铸浪潮中江淮间尤其严重，成为全国恶钱的渊薮。史籍对此记载颇多，现仅撮录《旧(新)唐书·食货志》有关记载，便可略见一斑。高宗曾临轩对侍臣言：“比为州县不存检校，私铸过多。如闻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将船栰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觉察。”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郴、衡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五铢之属，亦堪行用。”开元年间，“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两京钱有鹅眼、古文、
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剪铁而缗之。” 以上引文中有的材料未明言铁钱，只言恶钱。据史书记载，恶钱达数十种，如熟铜、排斗、缺顿、荡染、穿穴、沙涩、白强、黑强、鹅眼、铁锡、古文、
环等等。作为恶钱一个重要门类，在花样纷纭、数额庞大的恶钱中有铁钱存在，当不容置疑。 私铸在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其产生的具体条件却各有不同，或为动乱与局势不稳时经济混乱的产物，或因币制杂乱，各类钱之间的比价不合理而造成，或因国家政策不当，如铸大钱及减重钱而引起。而唐代的私铸却有所不同，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烈，在朝野引起反响之大，为以前各代所未见。当时朝堂上分为严禁与弛禁两派，彼此争论不休，朝廷决策也在两者间摇摆不定。世称良相的宋璟被罢免，就因为处置江南恶钱措施不力。其中原因，不少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行用的普及有密切关系⑦。社会上货币流通量的不足是造成恶钱泛滥的主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铁钱的涌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在货币领域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