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论著，论到商人，动辄冠之以“商帮”，或某某商帮，研究各支地域商帮的论著，也层见叠出，然而“商帮”之名何时开始出现，“商帮”之名何由而来，似乎不证自明，从未见人论述过；时人如何理解和看待“帮”或“商帮”？实际商业活动中“帮”或“商帮”又以何种形式出现？更有探究的必要。今专门试探“商帮”产生的源流及其后来的流变，旨在立足基础，正本清源，期望有裨于日益受人关注的明清商人商帮史的研究。 探讨“商帮”，先明其意，先究其来，再述其流，似有必要。今略作考述如下。 在中国的货运史上，存在着“纲”的形式。唐广德二年(764)，负责漕运的河南尹刘晏从扬州运米到河阴，用船二千艘，每船装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① 这是最早的纲运。 宋代，内河运输有粮纲、茶纲、盐纲等各种纲。北宋末年朝廷搜罗民间花石有“花石纲”。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广州马政以50匹为一纲。宋代市舶之物起解也采用“纲”的形式。建炎元年(1127)十月二十三日，承议郎李则称：“闽广市舶旧法，置场抽解，分为粗细二色，般运入京，其余粗重难起发之物，本州打套出卖。自大观以来，乃置库收受，务广帑藏，张大数目，其弊非一。旧系细色纲，只是真珠、龙脑之类，每一纲五千两，其余如犀牙、紫矿、乳香、檀香之类，尽系粗色纲，每纲一万斤，凡起一纲，差衙前一名管押，支脚乘赡家钱约计一百余贯。大观已后，犀牙、紫矿之类，皆变作细色，则是旧日一纲，分为三十二纲，多费宫中脚乘赡家钱三千余贯。”②《宋史·食货志》同样记载上述文字后谓：“至于乾道七年，诏广南起发粗色香药货物，每纲二万斤，加耗六百斤，依旧支破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有奇。淳熙二年，户部言，福建、广南市舶司粗细物货，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③ 可见，纲为同类货物，有组、批、类等意，其具体数额，在两宋之际前后时有变化。如此，则所谓“纲”，诚如傅衣凌所言，“盖原是一种官营运输组合，凡货物之结合同行者，曰纲”。④ 由上述南宋人和《宋史》的说法，可知北宋官方市舶贸易，抽解物品即分粗细二纲转运入京，徽宗大观年间起，解送进京的细色纲的范围和数量均大大增加，官方支付的运费也就增加了数十倍。虽然纲的数量前后变化很大，但都是以“纲”的形式出现的。 宋元时代海外贸易同样以“纲”的形式。史载，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五月，朝廷“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⑤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海外贸易中的纲。在这里，纲可能指一组船队，也可能指一艘船。纲有纲首，为贸易船只之长。北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载令典，“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这里的纲首是指一船之长，所以日人藤田丰八解释为，“犹如今日之船长。不过他不是海舶的所有者，不是操纵海舶的技术人员，也不是为自己经营贸易之人。纲首是结伴商旅之长，故亦称海舶为纲船”。⑥ 纲首是“结伴商旅之长”，但以巨商为之，应该本身也是经营贸易之人。南宋市舶法规定，出海贸易者，需经所在州县验实，到市舶司申请文凭，这种文凭称“公据”或“公凭”。公凭不仅登记“人船物货”和“防船物事”等，而且载明有关船舶出海事宜的各项管理定章，明定“诸商贾于海道兴贩，经州投状，州为验实，条送愿发舶州，置簿抄上，仍给公凭。……诸商贾贩诸蕃间(贩海南州人及海南州贩人贩到同)应抽分买，辄隐避者(谓曲避作匿，托故易名，前期传送，私自贸易之类)，纲首、杂事、部领、稍工(令亲戚管押同)，各徒弍年，配本城”。⑦《元典章·市舶抽分则例》第11条：“海商每船募纲首、直库、杂事、梢工、碇手，各从便具名，市舶司申给文凭，船请公印，为托人结五名为保。”自宋至元，民间更以巨商为纲首出海贸易为普遍形式。南宋初，“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获利百倍”。⑧ 淳熙五年(1178)，泉州海商王元懋“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三十八人，同舟泛洋”。⑨ 南宋后期人真德秀称，漳州陈使头的“过蕃船”载有水手、纲首九十一人，前往海外贸易”。⑩ 元延祐改元时，权臣铁木迭儿上奏，“又往时富民，往诸番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番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牍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11) 这些事例说明，纲的形式是宋元时代官方和民间从事海外贸易普遍采用的方式。 明代沿用宋元旧法，海外贸易仍用纲的形式。嘉靖三十四年(1555)，司礼监传奉圣谕，作速访买各色名贵香料，广东巡抚“钧牌发浮梁县商人汪弘等到司，责差纲纪何处德领同前去番舶访买，陆续得香共十一两”。(12) 类似方法显然行用已久。明代中后期，随着南洋贸易的日益兴盛，特别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闽粤商人趋之若鹜”。(13) 由于澳门与蕃商贸易的中国商人数量激增，为了加强管理，嘉靖三十五年(1556)，“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14) 商人贸易不但有纲，而且外地商人与土著相区别，不同于宋元时代的纲，而被称为“客纲”。这种客纲，显然是沿用前代海外贸易的组织形式而来的，与后来的客帮形式上和本质上已无多大区别了。 “客纲”产生不久，万历后期两淮的盐法改革，也沿用历史上的纲法，(15) 实行纲运法。万历四十五年(1617)，盐法道袁世振上《条陈盐法十议》，次年巡盐御史龙遇奇在两淮大力推行盐法改革，将淮南盐引分为十纲，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这就是著名的“纲运法”。(16) 其实质是由官府佥定资本雄厚的商人为纲运商人，即纲商，由纲商包揽承运官盐引所上纳的税银，纲商包运的若干盐引即称为“纲”，或称为“窝”、“窝本”、“窝引”。获得“窝本”需要交纳巨资，而拥有巨资能够占得“窝本”的盐商，大多是来自徽州和山陕之地的同姓同宗商人，换言之，抢占先机占得“窝本”的商人，往往是那些集中了地缘或血缘力量的徽商及山陕商人，而尤其是徽州商人。这种纲运法，虽然是为清除壅滞盐引而产生的，按照时间先后分行新旧引，而不是按行盐地区分纲，但其结纲承运，行盐地域和盐斤数量固定的特点，既适合于地域性或行业性商帮开展活动发展实力，也便于官府招商承运，加强管理，确保盐课的征收，因此后来在不少盐区得到了推广。在淮南盐引分为十纲的同时，淮北盐引分为14纲。山东盐场盐引明末分为晋泽、同仁、祥仁、集义、晋兴、永公、永昌、洪戬、洪晋、祥顺、通裕、永兴、京淛、泰来14纲，清代雍正六年(1728)增庆汾为15纲，商人共480名。因这些商人“多系贫乏疲商，有止存十数引者，甚至止存一二引者”，雍正十年(1732)，运司杨弘俊详明巡盐御史鄂礼，厘定合并为12纲，并去泰来、祥顺、洪晋三纲，改京淛为祥淛，改永公为晋公。这些纲商，“招自远方，世代相传已久，凡数百家”。(17) 由雍正十年山东盐引的分配可知，每一纲的组成，其纲商人数并无一定，全部12纲，共有纲商273人，多者如晋公纲，有纲商38人，少者如永兴纲，仅有纲商9人。每一纲的纲商，其行盐地域都是固定的。(18) 两淮和山东等地据为“窝本”的纲商，大多是来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族商人，所谓“一窝则父子兄弟相守，一行盐之地则姻娅亲戚相据”，他们通过纲的组织形式，以地域性商帮及同姓“合股共财”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盐业的纲与地域性的商帮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