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模型化解析

——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昆亭,龚六堂,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陈昆亭(1966— ),河南唐河县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本文在Stokey(2001)的两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模拟1750—1850期间私有制经济特征的经济模型来拟合于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和中国江南经济特征。通过经济模型的研究来解释彭慕兰《大分流》所引发热论的关于工业革命发生可能性的系列问题。本文所建模型也可以看成Ramsey-Cass-Koopmans的经典模型的推广。模型揭示出文化制度差异可以导致“分流”的发生。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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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2-0114-11

      一、引言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19世纪以前的人口和生产都以平稳的很慢的速度增长,而且18世纪之前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体差不多。但在最近的200年中,人口和生产水平都以巨大的速度增长,而且生产的增速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速(见图1),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地增长,毫无疑问,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造成人类近代历史上飞跃式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变化——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始于西欧,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二战之后,经过剧烈加速。并且实际上至今仍未结束,因为许多地区仍未实现工业化。各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进展的速度和深度,由于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见表1)。工业革命步调的不一致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1800年,人均收入差别在最穷和最富之间不过二分之一,但目前,美国人均收入大约是印度人均收入的25倍)。

      表1几个主要工业国以及我国工业革命大概开始和完成时间表①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中国

      1750—18301800—18501800—18601830—18701860—1900 1978—?

      工业革命的发生,根本上改变了人类长期的牧猎耕织的生活方式。但人们对于工业革命为什么在1800年代会发生、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欧洲英国而不是亚洲、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似乎并不很清楚,至少争论还在继续,意见还没统一。本文拟对此问题在回顾总结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模拟工业革命发生前后的东西方经济背景,模型化比较研究工业革命发生的内在原因。在第二节,我们简单介绍最近历史学家们的热点争论;然后在第三节,我们粗线条地列出经济学家们关于长期增长和工业革命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在第四节,我们建立本文的模型,通过模型来分析关于工业革命的热点争论问题。最后,第五节是我们的一个简单总结。

      二、工业革命和历史学家的争论

      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成为历史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其中,关于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特的内生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这类问题的研究早已经很多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而欧洲之外的经济(特别是东亚)停滞衰退,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即东方国家,如中国1800年之前可以视为走的是Malthus式的道路②,而英国(欧洲的代表)走的是Smith式③ 的道路。从而排除其它经济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实际上,形成了欧洲中心的一元论。然而,世纪之交关于工业革命的话题又热起来了。不但经济学家讨论,历史学家也在讨论(当然有经济史学家了)。被称为加州学派④ 的彭慕兰、王国斌[IB1]等关于这一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但造成这种背离不能简单归结为英国(欧洲)内部经济发展和制度优势的必然。其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三是外部(或全球)关联⑤。这一观点提出了非单一中心的多元的思想⑥。这一理论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彭慕兰《大分流》的推想结论是:如果没有新大陆资源额外的支助,没有外部关联(特别是中国当时银本位制后对白银的大量需求,而中国本土白银矿藏极少,此时恰好新大陆此矿丰产,这样形成英国本土原始工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则英国原始工业在没有形成足够维持自我持续增长能力之前(就如新生婴儿没有消化非奶食物能力之前就断奶,且没有奶代品,很可能会饿死一样),就因为必须解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食物问题而不得不重回到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的道路上来,就如加州学派所描绘的中国江南经济的状况了——一种所谓“内卷式”死胡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即马尔萨斯的预言。

      国内外历史学派的争论很多,主要代表有李伯重⑦,李中清⑧,黄宗智⑨、沃尔夫⑩、布雷纳马伊赛特(11)、戈顿斯通(12) 等。总起来,主要争论点有:一是英国的农业是否如彭慕兰所讲,18世纪前并没有发生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二是中国的江南地区,江南的经济繁荣是肯定的,问题集中在对这种繁荣的看法上,也就是发展还是内卷的问题;三是从理论高度进行探讨。

      其中戈顿斯通在同意上述观点的前提下强调,即使所有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仍然要理解工业化的本质与核心,那就是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集中于蒸汽机的使用所引发的矿物资源的开发。当然,为机器产品提供资本和市场需求是必需的,是起码的条件。英国与世界其他农业经济的分流,弄清其原因必须转向技术与科学,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作用,而不能只简单关注农业或资源。欧洲的科学发展是其他地区所缺乏的。就这一点而言是与现代经济学派的基本观点一致的——即强调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关于增长,经济学家们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虽然差别并不很大。

      三、经济学家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

      研究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不妨从头说起。古典经济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家都对于他们时代的经济特征用经济理论给予了经济解释。在马尔萨斯所生活的时代,长期经济增长基本是平缓的,人口也相对增长缓慢。因而存在相对稳定的特征。因而,马尔萨斯的人口生育模型提出后,很快被当时的学者们接受,因为Malthus模型预测了稳态消费水平的存在性。但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存在不同于动物生存行为的特征。在人类社会里,存在着巨大的消费水平的差异,许多人或家族积累巨大的财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十九世纪初李嘉图(13) 建立了收入分配的理论,把马尔萨斯的生育观点当做他长期收入确定理论的内核,并强调,这一理论的一个中心隐含结论是:技术的改进将引发人口的增长,而非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因而实际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均收入水平趋向于一个大体平稳的常数水平,他们不否认不同经济可能有不同的稳定水平,他们把这种差别归因于偏好习惯的不同,而不是技术或可用资源的不同,而社会生产能力的差别将唯一地决定人口的差别。李嘉图对此的处理显然太简单了,仅仅相当于做了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分类,至少从我们现在的知识知道他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现代经济和人口的双重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早已超出了他们理论的解释范围。斯密的理论也不能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现象。因为按照斯密的理论(见注释③),随着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人口也应有相应高速的增长以维持必要的规模和人口密度,但是工业革命实现之后的人口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的相对增长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见下图2,反映的是5个类型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的相对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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