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一词在史籍中最早始于何时，因传世文献浩繁，可能谁也无从断言。不过，以往有学者认为，早在成化年间，徽商一词就已在松江一带流行。其主要根据就是明人笔记《云间杂识》卷1中的一段记载：“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①有鉴于此，他们认为：“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②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明代，松江是江南棉布业的中心，是徽商尤其是徽州布商最为活跃的地方。但“徽商”一词是否首先在松江一带流行，则是可以讨论的。至少，《云间杂识》这段记载徽商活动的史料在时间上存在着很大问题。 近读《淞故述》，发现《云间杂识》上述的记载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版本：“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官府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愧不能答。”③《淞故述》为明人杨枢所撰。杨枢字运之，自称细林山人，江南华亭人，明嘉靖戊子科举人，官江西临江府同知。“是书乃所述松江一郡遗闻轶事，以补志乘之阙略者”。④显然，这部书是反映松江府社会生活的笔记。据万历二十三年(1595)周绍节的跋称，该书于嘉靖九年(1530)，由周禋（字维敬，号一山） “手录而辑订之，存诸笥中，为家藏书”，直到万历年间方才付梓。⑤由此可见，《淞故述》的成书年代当在嘉靖九年之前。华亭当时属于松江府，即使假定《淞故述》的完成时间就在嘉靖九年，其时离成化末年也不过四十余年，杨枢以华亭人写松江当地事，所记这段佚事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事实上，从《淞故述》后附录的《修志备览》之艺文、墓、志铭及灾异诸条来看，该书应是比较严肃的著作。 再回头看以往学者引述的《云间杂识》，作者李绍文也是华亭人，曾作《艺林累百》八卷，⑥史载：“绍文，字节之，华亭人。是编成于天启癸亥，因《小学绀珠》而变其体例，摭拾故实。”⑦其另作《明世说新语》，“是书全仿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其三十六门亦仍其旧，所载明一代佚事琐语，迄于嘉、隆，盖万历中作也。”⑧换言之，《明世说新语》一书是模仿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述有明一代的遗闻佚事。《世说新语》是南朝时的一种“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相对而言，其内容主要是记述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所记事情以反映人物的性格、精神风貌为主，作为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是无关紧要的。⑨从这一点上看，李绍文的一些著作并非严格的史料，不少故事被刻意赋予一定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义。以《云间杂识》为例，该书《凡例》称：“是编遍考郡中百年来事迹，或传父老，或垂简编，或忆庭训，不拘巨琐雅俗，足令人回心易虑者，辄用采撷，倘无关世道，弃去弗录。”并说：“近来风俗最为可异者，曰奢靡，曰浮薄，编中谆谆言之，亦冀挽回于万一耳。”由此可知，李绍文采撷条目的标准，主要考虑是否能针砭时弊、有裨教化。具体到《云间杂识》，上述那则故事显然是一个讽刺性的寓言，讽刺的是这位官僚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满载而归的行为。另外，也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松江一带的财富多被徽商盘剥而去。如此生动的细节倘若属实，那当然是反映徽商在松江一带活动盛况的绝佳史料。遗憾的是，其原型实际上来自《淞故述》。今查《云间杂识》卷1，发现此前学者的引文并未引全，前述记载之后关键的“见《淞故述》”四个字被删去，⑩以至于人们无从确知其渊源所自。因此，说成化年间在松江已出现“徽商”一词，值得进一步推敲。 前面说过，杨枢和李绍文都是松江华亭人，后者将“官府”改成了“徽商”，意味深长。上述两段史料的核心，是将搬走“松民之财”的主角由“官府”换成了“徽商”。其实，这与明代前中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松江府是江南的核心地带，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松、常、镇、湖、嘉六府土田仅占全国总数的4%，而田赋却占全国总数的22%。(11)当时有“江南赋税甲天下，苏松赋税甲江南”的俗谚，所以松江老人有“松民之财，多被官府搬去”的说法，并不令人诧异。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畸重的赋税结构下，发展了江南多样化的商品经济。对此，明人谢肇淛指出：“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人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大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12)尽管苏南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但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当地创造了发展的良机。其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地商人及资本的注入，而徽商则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嘉靖时人何良俊以为：“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13)正德年间相当于16世纪初期，在此之后，迁业逐末之人骤增。何良俊的描述大致反映出这种趋势。这种趋势也可以从方志记载中得到验证，如万历《歙志·风土》曾指出，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徽州人“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14)在徽州，官府的赋税措施对徽州人多事经商起到了促进作用，据明人吴瑞榖的《大鄣山人集》记载，嘉靖十七年，官府对于商贾之乡歙、休二县的课赋，比徽州府的其他四县要更重。(15)在这种背景下，明代的徽州歙县和休宁经商风气蔚然成风：“徽郡歙休商山高，逐末江湖□浪涛。辞家万里轻其远，云贵蜀广日策蹇。”(16)其中，江南的松江府一带是歙、休等县徽商重点经营的地区。(17) 《淞故述》成书于嘉靖九年五月之前，而《云间杂识》成书的时间则在万历以后，从两位作者生活的年代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徽商在松江府的活动有了重要的发展。李绍文《云间杂识》曾指出： “吾郡三十年前，从无卖苏扇、歙砚、洒线、镶履、黄杨梳、紫檀器及犀玉等物，惟宗师按临，摊摆逐利，试毕即撒［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至于细木家伙店不下数十，民安得不贫。”《云间杂识》一书中的条目有万历乙卯条，因此，大致可以断定该书最终成书于万历晚期以后，而李绍文所说的“三十年前”，则应在万历初年。虽然因史料不足征，我无法判断记载中贩卖歙砚者是否是徽商（这种可能性当然不小），但前述的“细木家伙店”主，则应来自徽州无疑。何以见得？稍早于李绍文的范濂在其《云间据目钞》中指出：“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18)《云间据目钞》也是成书于万历以后，作者慨叹嘉、隆以来“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对照李绍文所说的“至于细木家伙店不下数十，民安得不贫”的感慨，《云间杂识》将搬走松江人财富的主角从“官府”改成“徽商”，应是有感而发。只是李绍文为了劝化世俗，改动了杨枢《淞故述》的记载，因此，《云间杂识》中的这条史料，实际上只是后人对徽商活动既存事实的追记，不能将该书中有关成化年间“徽商”的记载，作为信而有征的历史事实加以引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