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是声震遐迩的两大著名商帮，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乃至近代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像银河中的双子星座，在茫茫夜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徽商与晋商分别进行了很多研究，推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就两个商帮的比较研究而言，此前学者或是从某个侧面进行比较，或是就其代表人物进行比较，但对两大商帮整体比较研究迄不多见。[1] 其实，早在明代就有人对两大商帮进行比较了，谢肇淛在《五杂组》卷四中曾指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这已是从资本大小、经营行业、生活奢俭上对徽商与晋商进行比较了。当然，这时的两大商帮刚刚走上兴盛之路，后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全貌远没有表现出来，这种比较只能是初步的、表象的。今天，当两大商帮已成为历史回忆，而且学界对这两大商帮也分别有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便可以全面审视和比较这两大商帮了。本文拟从两个商帮的兴衰轨迹、商帮性质、经营机制和价值取向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进一步探讨两大商帮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一、极为相似的兴衰轨迹 徽商、晋商是如何兴起的？这是研究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此前的研究见仁见智，尚未达成共识。但只要认真研究两个商帮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地少人多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是两个商帮兴起的最根本的共同原因。 徽商故里徽州是一个川谷崎岖、万山环绕的“四塞之地”，这里“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就是这可怜的“一分田”，也不是旱涝保收之地，由于山高难以蓄水，十日不雨，土地便旱得龟裂，人们只得仰天而叹。可是等到一场骤雨过去，山洪暴发，其粪壤之苗又被冲得荡然无存。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人口却不断增加，明初已近60万。地狭人稠，必然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故顾炎武指出，“徽郡……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3] 在这种情况下，务农可以说是难以为继。为了生存，必须另谋出路。古代士农工商四业，务农不行，只有从事士、工、商了，而入仕之路，犹如万人挤独木桥，不仅非常艰难，更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谈何容易！手工业固然不失为一条谋生之路，有些人也是走上了这条道路，但它所吸纳的人口毕竟有限，剩下的唯有经商一途了。 山西何尝不是如此？据《明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山西人口达到4030450人，是同期河南人口(1891000人)的2.1倍。早在明代，晋省的生存危机就日益严重。明人李维桢在谈到泽州时说：“(泽)州界万山中，枉得泽名，田故无多，虽丰年，人日食不足”[4]。同时代人张四维也说蒲州“界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5]。这种情况到了清代也毫无缓解，“太原以南……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太原以北岗陵丘阜，硗薄难耕，……无平地沃土之绕，无水泉浇灌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6]。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晋民才“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走上经商的道路。 正当徽人和晋人在经商道路上摸索的时候，应该说是开中法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并没有彻底消灭蒙元残余势力。明王朝建立后，逃遁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以及新兴起的蒙古瓦剌、鞑靼诸部时时入犯明朝边境。为了保卫新生的政权，明王朝不得不在北边长城沿线，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太原、延绥(一称榆林)、固原、宁夏、甘肃、蓟州等九个军事重镇，驻扎了80余万军队，马匹也有30多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每年需要大量的粮草、布匹、棉花及其他物品。当地所产粮棉远不能满足需要，必须从内地运送。对此，政府显然无能为力。于是从洪武三年开始，政府实行了重要盐法——开中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即商人按规定将粮食运到边区指定仓储，取得盐引——食盐经营许可证，接着再到指定盐场凭引守候支盐，最后到指定地区销售。这确是一个重大机遇。 面对机遇，抓住不放，徽商和晋商表现出同样的敏感。山陕因为临近北边，故晋商捷足先登。徽州虽与北边相距数千里，但徽人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不畏艰难，北上中盐。如徽商汪玄仪，“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策”[7] 歙人程金吾也是“捆载入河西，赢得过当，遂都河西主转毂，浸起不赀。”[8] 显然他们都是开中商人。可以说正是开中法催生了徽州、山西第一代商人。 当前驱徽商、晋商赚了“第一桶金”以后，他们的示范效应立即显现出来。大批的后来者继之而起，一部分人跻身盐业，更多的人开始涉足茶叶、典当、木材、丝绸、棉布、药材等行业，全方位、多元化经营的局面初现端倪，商帮集团形成了。 开中法行之既久，弊端日出。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采纳了一些商人的意见改弦更张，由商人边塞纳粮中盐改为商人赴运司纳银中盐，这是政策的一大调整，给徽商、晋商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纳粮中盐，晋商因地利之便，故占绝对优势。但改为纳银中盐后，由于两淮盐场运司设在扬州，距徽州不远，故大批徽商纷至沓来。这一时期虽也有不少晋商南下，但从总体上晋商已不占优势，徽商却独占鳌头了。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载：“《传》之所谓大贾者……皆燕、齐、秦、晋之人，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