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以启蒙思想家和政治革命家而著称于世的。但是，他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出路，寻求救国方案时，也曾思索和分析过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问题，提出过一些颇有见地的经济观点，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社会经济思想也是陈独秀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采取纵向考察和横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从辛亥到抗战社会经济思想的演变作一系统探讨和分析，并力求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特点，可以大致把它分为三个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是早期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3年12月国民革命前夕是转型和发展阶段；从1924年1月国民革命开始到抗战时期是拓展、深入、反思阶段。下面就按这三个阶段，对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逐一进行探讨、分析。 在早期阶段，陈独秀在积极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和从事思想启蒙运动过程中，就开始注意观察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分析中国现实经济状况，并提出他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观点和主张。概括地说，这一阶段，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基础”观 陈独秀在早期虽然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是从爱国救亡的立场出发，他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决定作用。他曾反复指出：“现实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古今社会状态之变迁，与经济状态之变迁，同一步度，”又说：“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1] 基于此，他认为，欲求政治革命成功则必先求经济革命成功。“社会经济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2]。后来，陈独秀进一步认为社会的进步，归根于经济生活的进步，他指出：“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3] 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4]。反之，如果一种经济制度内部不成熟，也绝不能贸然“取法乎上”。陈独秀的这种经济“基础”观正是其后来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利权”观 陈独秀认为，铁路、矿产、货物是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权利”：“利权”在，国家兴；“利权衰”，国家亡。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贫穷落后，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利权——铁路、矿产、货物旁落为帝国主义所掌握。“铁路矿产货物，这三样是一国顶要紧的利权，若是这三样利权灭亡了，那国里就是有皇帝，有官吏，也不算是一个国度了”[5]。 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铁路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动脉，对此，陈独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现在世界上，万国交通，水有轮船，陆有铁路，瞬息千里，好象缩地法一样，”“现在各国谋富强的法子，都是以多造铁路，为独一无二的法门。”[6]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国掠夺筑路权，建造铁路，陈独秀认为这是西方列强控制别国经济命脉的“至妙极高的毒手”。土地袤大的中国，铁路权日益被英、法、德、俄、美、日、比等国所操纵，用不了十年，中国就会变得“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举目四看，十八省的火车，来往纵横，都是碧眼黄须人的世界了”。而“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国的势力所到的地方”，“大权既旁落在他们手中，日后我们中国人，只好帮他做修路搬货的苦工，象那远货搭客无穷的大利，都归洋人所得了”，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被迫使用他们的铁路，“到那时我们四万万人民，便是束手听他糟踏”[7]。 矿产是国家的重要财产。陈独秀把矿产视为“中国人的命脉”，这也是针对列强疯狂掠夺中国矿产资源而发出的由衷感叹。从陈独秀早期的文章看，他不仅对本省安徽的矿产资源情况有所了解，而且对中国的国土资源分布情况尤其是被列强侵占的部分，作了认真的调查和统计。经他列举的主要矿产就有：河南怀庆河市黄河北各山的矿，云南省全省的铜矿，四川省六州厅县的煤、火油、铁矿，贵州省平运县雾山的云母矿，以及广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的矿山资源。这些丰富的矿藏，“现在大半都落在外洋人的手里”，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让他们搬空了”[8]。国家要富强，金、银、煤、铁矿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生产资料，“一国的矿产若落在外国手里，那一国的死命，便也握在外人掌中”[9]。数年后，“中国人都成了穷鬼，就是做工的人，也不过弄几个工钱糊口而已，大宗银钱，都被洋人弄去了”[10]。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独秀说：“中国失去了矿产的利权，便是一种亡国的现象。” 货物即商品。陈独秀认为货物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国对外贸易中是逆超还是顺超。因此，它也是一国经济实力标志的重要方面。中国通商几十年，结果是“洋货日入，银钱日出，弄得国痨民贫”[11]，其关键因素之一是：中国的货物质量差，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于是洋货充斥国内市场，白银大量外流，国力随之渐弱。陈独秀认为，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不能靠国人在购物时发扬“爱国心”，因为优胜劣汰是“天地间一定不移的道理”[12]，人人都要趋从这个道理，只有提高产品的质量，才能逐步改变劣势。陈独秀以日本维新变法后改良产品为例，指出国人如果认真“考究工艺的学问”，“大开工厂，仿造西洋各样货物”，提高产品质量，也会像日本那样，“不到几年，国里动用的货物一概是本国制造的。外洋进口货，一年少似一年”，逐步实现“国富兵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