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界对中国近代外债资料的整理和外债史的研究已经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清代、北洋、国民政府几个时期的资料整理，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专著。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依靠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原始积累形成的[1](p.9)。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依靠外债。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通过没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而形成的。此外，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宣布冻结中国在境外的资产；我国政府针锋相对，宣布没收英美在华资产，也增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外债的基础上，对新中国外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巨大的课题。本文拟对新中国外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乞就教于方家。 一、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研究任何课题，首先要弄清的是该课题前人已经做了些什么？提出过什么问题？怎样解答这些问题？因为任何研究的新成果或新发明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的。 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和管理部门以及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外债问题进行了有选择的介绍、分析和研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和金融研究所编写的《关于中国外汇与外债问题的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黄苏等人编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情况与经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邓子基等人撰写的《公债经济学——公债历史、现状与理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甄炳喜编著的《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陈同亮所著的《中国债务备忘录》（河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高坚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国债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王建军等编著的《外债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但上述著作尚停留在理论层面或政府部门的决策性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经贸办与共青团中央的李祥林、洛桑主持编撰了《走向国际市场》丛书，其中由彭建国编著的《利用外资与海外投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不仅论述了国外贷款、国际融资、直接利用外资、海外企业的建立与经营管理、保护国际投资的政策及法规，还介绍了22个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法规，它融理论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于一体，阐明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突出了最实用的内容，为处于第一线的对外经贸业务人员和管理工作者提供了最新的资料。董志凯在《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利用向前苏联举借18.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外债来进行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进行了全面展示，客观分析了在那个特定时期的经济体制下，这些项目对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意义及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债研究，近十年来也陆续有文章发表，如常亮和张华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债状况分析》（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20卷，第100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撰写的《我国外债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等文，从标题中即可看出其着眼于现状及相应的对策。 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学术层面上研究新中国外债的当推隆武华的《外债两重性——引擎？桎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和王国华的《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两本专著都是他们在许毅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外债和新中国外债的原创性著作。 《外债两重性——引擎？桎梏？》一书对中国外债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与分析，其中有三章专论新中国外债，即“中国外债规模的分析与外债结构的透视”、“亚洲金融危机、外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安全”。在“中国外债规模的分析与外债结构的透视”一章中，作者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为基础，指出了1985—1995年中国外债的基本情况及结构特点。该书指出：“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债的发展尚属健康，还不存在发生危机的条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一是多头对外借款导致外债规模迅速扩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三大债务国；二是外债结构基本上是在自发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整体的借款战略等。”[2](pp.6—7) 但该书对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的中国外债未能加以阐述与分析。 《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则对新中国外债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争取和利用前苏联提供的贷款和援助，以加快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的情况；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债利用的情况也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债利用规模的迅速扩大有极强的相关度。书中具体分析了外债对我国交通、能源等基础性、瓶颈性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肯定利用外债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着外债规模扩大过快、使用效益不高、管理散乱、风险较大等问题。 此外，财政部科研所与有关单位还组织了数十人，用了十几年时间，先后整理出版了大量近代中国外债的档案资料，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但是，目前学界尚无人对新中国外债的研究史料进行整理，研究成果寥若晨星。《党的文献》在1999年第5期上登载了《建国初期156项建设工程文献选载（1952年9月—1954年10月）》，首次公布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前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决定，以及周恩来致李富春的信等档案文献，这些资料的公布，不仅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为新中国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