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福建武夷山区是近代世界红茶的主要产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对武夷红茶的觊觎导致福州成为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和近代东南沿海重要的传教基地。于是，西方商人所关注的茶叶贸易与传教士奉行的传播基督福音使命在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当时在福州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这二者之间恰恰扮演了沟通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他在华传教十余载，先是办学传教，后又一度弃教从商，直接参与茶叶贸易，其撰写的两部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1867）和《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以及其个人日记、书信手稿， 为我们研究近代茶叶贸易与福音传播及传教事业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历史记载。本文拟依据收集到的卢公明出版著作和至今在美国尚保存下来他的个人档案资料及其它相关的中外文资料，通过他与茶叶关系的个案，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经济活动的关系特别是与茶叶贸易及商务的相互关系、茶叶与福音关系等作一深入的探讨。 一 卢公明是19世纪50—60年代福州地区最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之一。他1850年刚到福州不久，就因在南台郊区的街道上售卖书籍成功而出名[1](P152)。1853—1858年间，卢公明在福州编写、出版各种传教小册子25部（注：笔者搜集了卢氏编写的20部中文传教小册。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搜集了其中的15部中文传教小册：《劝戒鸦片论》（福州话本）、《乡训》、《神十诫其注释》（福州话本）、《悔罪信耶稣论》、《妈祖婆论》、《守礼拜日论》、《神十诫注释》、《耶稣教小引》、《中外问答》、《劝戒鸦片论》、《寒食清明论》、《钟表匠论》、《赌博明论》、《生意人事广益法》、《异端辩论》；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图书馆收集了其他5部：《辨鬼神论》、《辨孝论》、 《劝戒鸦片良言》、《天文问答》、《西洋中华通书》。），是早期在福州传教士中出版最多的一位[2](P111)。1856年4月，外国教会在福州皈化的第一个信徒，就是出自于他所办学校任职的教师。后来恰恰也是他，走出了弃教从商的第一步。究其原因非常复杂，而经济因素——即由茶叶贸易所带来的福州商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是导致他传教活动“由衰及盛”，又“由盛及弃”的重要原因之一。 福州茶叶贸易的兴盛首先“拯救”了传教士们的福音传播事业。考察卢公明传教活动的轨迹可以发现，随着1853年前后茶市的兴衰，福州的福音传播事业也呈现出较大的起伏。1842年，福州因其邻近茶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潜在商业价值而被英方强迫开埠，茶叶把传教士带到了福州。但英商们所期待的福州茶市大开放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福州开埠初期茶市之萧条，也大大出乎认为福州茶市的繁荣必将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的各国差会（如美国美部会、美以美会、长老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瑞典信义会等）的意料之外，传教活动一开始就陷入困境。1853年福州至武夷山新茶路的开通带来茶市的兴旺，避免了福州口岸险遭撤销的命运。这对传教士而言，就等同于保住了福州这一重要的传教基地，福州的传教事业也逐渐有了起色。卢公明说：“一开始的时候，当地存在着对我们的敌对态度，现在看起来，对我们的偏见和抵触情绪，正在慢慢地减退。”[3](P102) 以他兴办教会学校为例，办学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办学场所也从地下室移到了地面，学生人数增加并开始招收女生[3](P102)。此外，卢公明来华后在传教书籍的编撰和发售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当时传教效果最明显、成绩最突出的传教士之一。 茶市兴盛的另一直接影响是福州社会物质环境的巨大变化。五口通商之后，福州开始进入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并“与东南沿海其他口岸城市一起，在国内长期处于领先水平”[4](P129)。较之其他城市突出的是福州的教会教育事业， 卢公明举办的格致学校即是当时中国早期教会教育机构中的佼佼者，而越早开办教会学校的地方，就越早培养出一批思想开放的学生，并带动了本地区“趋新”的风气。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推动进一步带动了福州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福州物质条件的变化带来新的社会心理和新的价值取向，形成追求享受、崇尚财富的思想潮流，经商逐利的社会风尚开始渐渐形成[5]。这种变化不仅对当时福州民众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同时与传教士们微薄的薪金收入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在华传教士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入不敷出的薪金。福州茶市开放后，茶叶贸易带来的丰厚商业利润与部分传教士个人生活的拮据形成强烈反差，导致一小部分传教士的心态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卢公明出生贫寒，在美国汉米尔顿大学和奥本神学院的学业是靠朋友资助及自己通过布道和贩卖宗教书籍获得酬劳才得以完成。来华后，美部会付给他的工资偏低，为了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他几乎月月都要向同事们借钱，有的一个月还不止一次，例如“1851年10月6日向摩怜借5美元；10月8日向杨顺借30美元，还5美元给摩怜；10月15日还杨顺30美元”[3](P79)，这样的字眼在其日记中随处可见。1853年福州茶市的兴盛给中外茶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卢公明等美部会传教士的薪金水平并没有大的改变。为此，他在1853年8月27 日给波士顿美部会总部寄去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件，强烈要求加薪，并称美部会福州传教团的薪水不但“比美部会其它地方传教团的薪水都来得低”，而且比同在福州传教的其它差会的传教士也低得多。他还抱怨目前的薪水连日常的开销都应付不了，并威胁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来资助朋友，做些善事，以及偶尔购买一些书籍，衣物及来自美国的食品的话，我非常不乐意再在这里生活。……不用老是因为那一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日常必需的开销而感到不知所措”[3](P110—111)。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来中国强夺豪取的，也不全都是依附列强的“侵略分子”。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靠的是微薄的差会薪金资助来维持传教工作和他们在华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一旦经费来源中断、薪金水平太低甚至薪金发放的延误都会引起他们的情绪的波动，乃至影响他们对福音的传播，并萌生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