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8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曾经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也几乎成为定说。然而，这一定说如今却遇到挑战。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1.反对以五种社会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从而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2.认为英国产业革命模式不具有普遍性，不适用中国，明清时期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而走向近代化，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存在；3.以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存在着缺陷，即主要是从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特别是从雇佣劳动的变化，来验证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被讥为：从战国至清代的两千年历史，各家各派都可以从中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史证。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同时，立即就产生另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吗？是什么变化？这是需要回答的。 一、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我们以为，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它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这场商业革命的体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张。 “商业革命”这一概念马克思用过。他所指的商业革命是，“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商业革命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前。法国史学家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说：“贸易和生产的相互依赖。商业的扩张往往先于并决定工业的进步。”（注：[法]保尔·芒图著，杨人、陈希秦、吴绪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7页。） 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也说，1550—1700年荷兰和英国“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注：[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贝昱、张菁译：《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页。）。 马克思所说的“商业的突然扩大”，在16至18世纪的中国国内，就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中国远距离贸易古已有之。唐宋远距离贸易格局是以盐为主，粮食次之。16至18世纪这一格局有所变化，布代替盐，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手工业品，而丝绸的长途贩运量也很大。手工业产品中棉布或丝织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在长距离贸易中取代盐而成为主要商品，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远非盐所能比拟的。盐虽然也是手工业产品，但在当时主要用于食用，其经济链有限。棉、丝织品大量卷入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却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大约从明后期起，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和土特产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还应当指出，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江西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 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注：见朱大为《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福建论坛》2003年第6期。） 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而江南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等。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除对外贸易外，国内的长途贩运有二条线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与广西贸易；二是通过北江、东江和韩江开展与江西、湖广、福建以及江南等地的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来，首先，四川商业中心从成都移至重庆，踞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进出西南以及西南沟通长江中下游的商品集散地。其次，长江中游汉口崛起，成为沟通长江全线与大江南北的贸易中心点，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因而形成。除重庆、汉口之外，该经贸区重要的贸易中心还有沙市、芜湖、九江等。这一个经贸区的特点，是以过境贸易为主，商品以粮食为大宗。 华北经贸区是以水陆交通联接而成，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包括京师和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在内的经贸区。北京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城中聚集大批达官贵人、士兵及商人。因此，进入北京市场的主要是生活消费品、粮食和煤，形成了以生活资料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荣的商业都会是临清。临清不同于北京，它位于会通河和卫河交汇处的山东西北部，水陆交通两便，是作为远距离大宗商品贸易的枢纽而出现的，是华北经贸区最重要的商品转运中心。临清过境的远距离贸易商品最大宗的是粮食。 西北经贸区指的是，东起北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直到新疆巴里坤等地，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在这广袤的土地，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的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商。明代中后期，西北贸易区具有明显的军事贸易的特征，是以商人与边塞驻军的贸易为主，辅以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经贸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王朝陆续在沿着长城的军事要地设置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亦即九镇。除了辽东镇，其他八镇均在西北经贸区范围内。降至明后期，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征兵制，年例银即军饷补贴取代屯粮供给，从而导致军士手中有了更多的饷银可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边镇巨额军饷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是货币投放量增加，从而促进了西北经贸区的发展。清代西北贸易区中军事贸易呈临时性特点。这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的转移，一部分转向内地，离开西北贸易区；另一部分则依然留在西北，向着边蒙或与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