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和耕地 1、人口突破一亿 由于复杂的原因，时至今日，学者们对明代人口数量仍众说纷纭。据明代官书记载，明初人口峰值为6000余万；经历180多年之后，至明后期万历初年，人口峰值仍为6000余万（注：《诸司职掌·户口》；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户口总数》。）。对于这样的数据，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许多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它低于实际人口数量；明后期人口应该高于明前期。 官方统计的在籍人口，是否包括妇女、老年男子、未成丁（16岁以下）男子、军卫人口、匠户、灶户等，以及是否有脱漏隐匿，学者们有不同见解，因此推算出的明初人口最高值也不尽相同。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1亿以上；7000万以上；6690万以上；6500万以上；6500万—8000万之间。我们虽然还难以断定确切的数值，但明初人口最高值在7000万左右是可信的。它已分别超过北宋和元代的人口最高额，而与南宋与金的合计最高额相当（注：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人口总量为4600万余；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人口总和为7300万余。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续。）。 在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万历六年（1578年）的人口总量仍停留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人们就指出，“何生息久而反凋零”，“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注：王世贞：《抶山堂别集》卷一八《户口登耗之异》。） 为了求得明后期的人口峰值，当代学者一般皆以明初人口数据为基数，选取有价值的参照系，推算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进而推算出明后期的最高人口总量。学者们大都认为，明后期的人口巅峰出现在万历中期，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但由于选取的基数和相比数据不一，因此推算出的人口总量也不相同，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2.3亿～2.9亿；2亿；1.97亿～2亿；1.9亿；1.5亿；1.2亿～1.3亿（注：关于明初及明后期人口最高额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王其榘：《明初全国人口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发展史》、葛剑雄、曹树基著《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田培栋著《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高寿仙：《明代人口数额的再认识》（《明史研究》第七辑）、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王育民著《中国人口史》、吕景琳：《明代耕地与人口问题》（《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何炳棣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等。）。即使以1.4亿而论，那么从明初（14世纪末、15世纪初）至明后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人口总量也翻了一番，中国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大关，达到历史最高值。 在全国15个省直行政区中，江南南直隶、浙江、江西的人口密度最高，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最大。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资料，这3个省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49.92％。而其土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14.25％。明初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9人，而浙江为114人，江西为58人，南直隶为48人（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2。）。 长江以北地区，自东汉末年、特别是中唐以后，直至元末，战乱不息，致使户口下降，耕地荒芜，社会经济转而落后于南方。明朝开国以后，通过移民、额外垦荒永不起科、迁都，修通南北大运河等对北方的开发和优惠政策，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人口迅速增长，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而扭转了北方社会经济的衰退趋势。河南布政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人口257万余； 成化十八年（1482年），增至476万余，增长85％；万历六年（1578年），增至519万余，比洪武时增长一倍以上（注：康熙《河南通志》卷一一《户口》。）。山东布政司，洪武二十六年，人口525万余； 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至762万余，增长45％；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增至771万余，比洪武时增长47％。北直隶，洪武二十六年，人口192万余；弘治四年，增至343万余；万历六年，增至426万余，比洪武时增长122％。山西布政司，万历六年比洪武二十六年增长30％。陕西布政司，万历六年比洪武二十六年增长95％（注：山东、北直、山西、陕西之数值皆参见梁方仲《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人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既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又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者。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在手工农业为主体的时代，人口的适度增长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就全国范围而言，明代的人口增长幅度，即使在明后期，仍然处于土地总量的承受界限之内，经济增长状况的容许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多种经营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农业人口向手工业、商业转移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多地少地区移动和华北、西北、华南、西南等不发达地区的开发。因此人口增长并非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正如何炳棣所说：“中外学人一向以为人口过多是朝代衰亡的基本因素。但是明朝的覆亡却肯定不是由于人口过多。”（注：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11章，三联书店，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