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1.2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2714(2006)05-0030-11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我觉得，有了这样的理念，民营经济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政府才能切实转变职能，百姓才能更加富裕。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觉得他们所讲的最根本的都是为了人民。问题是如何将他们的理论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和多次的调研，我认为浙江在实践中落实了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小平同志的理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浙江省已经开花结果。习近平书记说：“浙江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在外部争论中出名。”这是浙江经验的总结，即怎么去发展。应该说，浙江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少、国家投入少的省份，要想发展国有企业也没有机会。那么，为什么像浙江这样一个“一多三少”的省份，能够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在百姓富裕程度上居于全国前列，在社会稳定上也处于全国前列？我把它概括为“五千精神”，也就是“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来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千头万绪抓根本”。这个“五千精神”充分体现了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和人民这两个主体错位了，是把国家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把老百姓即纳税人的钱集中起来，然后通过财政投入到各行各业，认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认为国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人民和企业是被动的，是“你要我干，我就干”，是国家制订计划，大家来执行。而现在，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动力就完全不同了，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了，财富的源泉涌流出来了。从浙江的统计数据来看，1978年GDP是123亿元，2005年GDP是13300亿元；1978年人均GDP是331元，2005年人均GDP为27550元，已经超过3 4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人民富裕了，社会稳定了，老百姓更加拥护共产党。浙江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因为大家都在创业。 浙江这方面的案例很多，今天我就举邱继宝和他的飞跃集团这个例了。邱继宝是飞跃集团的董事长，上世纪80年代他在杭州钢铁厂打小工，每天工资是八角钱，他不满足，就去修皮鞋，修皮鞋又不满足，就从300元起家制造缝纫机。为了推销缝纫机，他去广交会，大门进不去就从下水道爬进去，结果被人逮了，被罚站，要罚款，可他并不灰心。后来，他到了深圳，花钱请一位普通香港老太太带了一本香港的电话簿，对照电话簿一个一个地给那些香港缝纫机的推销商打电话推销自己的产品。大家可以想一想，他的动力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如果只是“你要我干”，会有这样的冲动和创意吗？我曾两次到飞跃集团，有很深的感触，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而飞跃目前利税大约为3.5亿元，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你能说他是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社会主义？所以，我认为“五千精神”中的“千头万绪抓根本”，就是要为老百姓创业创造条件，让老百姓致富，而不能还停留在姓“资”、姓“社”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产值都不到30%了，就是私有化，就是在搞资本主义；现在9600万就业人口中，国有企业只解决了20.3%，这还是搞社会主义吗？按照这样的逻辑，我国非实行国有化不可，国有经济比重要提高到70%～ 80%。但这样能行吗，百姓会答应吗？浙江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社会主义就是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的社会主义，以人民群众最高利益为准则的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只有发展、创新，才能有生命力。 我最近又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的一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有一些人想搞国家社会主义，把国家作为主体。国家社会主义曾经在德国实行过，拉萨尔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鼓吹过国家社会主义，俾斯麦政府宣布把铁路、烟草公司等经济部门收归国有，把国有化作为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措施。恩格斯对此批判指出：“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这段话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为什么我们争论了这么久，还认为国有比重越高越好，越高越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话，恐怕争论一百年也没有结果。所以说，浙江“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在外部争论中出名”，是聪明的举措，浙江的实践让我们看到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例子，我在2001年参加深圳市的高级顾问会议，讨论深圳如何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搞了一个课题研究，列出了许多经济指标。在讨论中，有人就提出如果实现了相关的指标，是否就实现了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提出来，就冷场了。后来我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落脚点和出发点；第二，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第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总是有先有后，即使实现了共同富裕，也不可能是所有人都一样，否则就没有动力，就不会前进；第四，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在谈到民主政治时，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就说：“民主民主就是由民作主”，我认为说得很好。过去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官算是好官，为百姓做主，但现在还不够，真正的民主应该是老百姓当家做主。那次会议后，我又补充了第五条，即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传统文化要发扬，要创新，外来的先进文化也要吸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先进的文化。当然，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很深，我的概括不一定十分正确和全面。所以，浙江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很大一步，并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