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文化”对南京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安玉,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04 彭安玉(1962—),男,江苏江都人,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文出处: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南京具有发展民营经济的区位优势,然而南京民营经济的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制约南京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固然不止一端,但因独特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而形成的特殊的南京地域文化——“秦淮文化”,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言之,“金陵帝王州”的政治文化难以提供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超强的行政文化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江南佳丽地”的享乐文化所导致的资本倒流限制了民营企业的扩大再生产;重文轻工商的心态文化难以形成领袖群伦的企业家群体。


期刊代号:F22
分类名称: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复印期号:2006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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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06)04—0076—04

      南京具有发展民营经济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其一,南京滨江据淮(秦淮河),拥有水上运输的天然有利的地位。由南京溯江西上,可至安庆、九江、武汉、重庆各港;顺江而下,则可至镇江、南通、上海等地。南京下关东距长江口347 公里,江阔水深,经长江出海,通过海上运输向北可达大连、青岛、天津、秦皇岛,向南可达宁波、厦门、广州,通过海上运输线还可与世界各地相通。在历史上,秦淮河是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线,经胭脂河可与太湖流域相通,经石臼湖可至宣城、当涂、芜湖,对于沟通南京与皖、浙、赣等省的联系,集散物资,便利商旅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二,南京地处我国东部铁路大动脉津沪铁路与“黄金水道”长江的交汇点,控扼陆水交通,这种地处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使南京成为南北粮食和重要物资运输的必经之地,对南京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三,南京山环水绕,气候温和,腹地广阔,历史上就是区域性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在东至海边,西抵巢湖盆地,南达太湖流域,北到淮河流域的纵横千里的广大城乡,每年有大量的货物通过发达的陆水交通运到南京。

      然而,南京民营经济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根据历史资料,南京第一家近代民办企业是1894年兴建的胜利机器厂。1921年,南京最早的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大同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在下关三汊河创立。该公司是当时南京民营企业中资本最为雄厚的一家,也仅有资本100万元,职工185人,年产月兔牌面粉150万袋。而在无锡,从1895—1913年共建各类民营工厂12家,资金1422000元。[1](p65) 发展至1929年时,无锡民营经济已经涵盖棉纺、面粉、缫丝、机器翻纱等12个行业,拥有208家工厂,年产值近亿元。无锡“经十余年之惨淡经营,一跃而为苏省工商业中心”。[2] 在僻处江海一隅的南通,1895年筹建、1899年投产的大生纱厂,是南通第一个民营工业企业。至1913年,已发展到有工厂14家,总投资达到5483200元。[1] (p1069) 1923年,南通民营企业共有40余家,资金1200万元。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无锡、南通已经分别成为江苏大江南北两个近代民营工业最集中的城市,而南京难以望其项背。

      南京拥有发展民营经济的区位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理应既快又好,然而事实则不然。何以有如此反差?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且饶有兴味的问题。本文从区域文化角度对此略作探析。

      一、“金陵帝王州”的政治文化难以提供有利于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

      “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赢得了“帝王州”的称誉。211年,孙权将政治中心迁至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这是南京建都之始。此后,先后在南京建都者有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等政权。另外,在南京建都的还有南明等四五个政权。

      不过,在南京建都的多为短命王朝,短暂的辉煌之后,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戮和经济的巨大破坏,治乱循环,不绝如缕。早在六朝时期,建康已经相当繁华,“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西至石头城(今清凉山),东至倪塘(今江宁方山北),南至石子岗(今雨花台),北过蒋山(即紫金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3] 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其繁荣可与长安、洛阳相比。然而动乱相寻,先有东晋时的桓玄篡位,乱京都,人相食;继有梁武帝时的侯景之乱,建康城化为焦土,幸存者仅两三千人,包括梁武帝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被活活饿死;再有隋灭南朝陈后对建康城邑、宫室的“平荡耕垦”。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建康城“潮打空城寂寞回”,“万户千门成野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4]

      五代十国时期,建都金陵的南唐是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野无闲田,桑无空地”,[5]“制度壮丽,甚为繁荣”。[6] 然至赵宋大军平定南唐,类似陈亡以后的情形再度出现,南京经济又急剧衰落。

      在近代,南京又先后两次遭受了惨重破坏。一次是1864年天京失陷,湘军破城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入于湘,南京惨遭洗劫。另一次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有33万人死难。百年之内,南京遭两次“屠城”浩劫,元气丧失殆尽。

      “金陵帝王州”的政治文化,客观上使南京经济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大起大落。对此,茅家琦先生有一段精彩之论:“南京有良好的政治地理形势:‘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统治集团钟情南京,在南京建都,自然会促进南京的经济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王朝兴起,打败在南京建都的旧王朝,并在其它城市建立新都的时候,新的统治集团必然会压低南京的政治地位,摧毁南京的经济力量,以清除旧王朝的影响和残余势力,消灭旧王朝卷土重来的隐患。”[7](P2) 历史上南京经济反复遭受人为的大破坏,正是这个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政治上的风云变幻,经济上的大起大落,使南京缺乏一个有利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望而却步,因此投机一把就走的短期行为浓厚。反之,则往往血本无归。笔者调查得知,抗战前夕,苏北某富商曾在南京花牌楼投资创办了一家金店,不久南京沦陷,店主在万死中虽侥幸捡了一条性命,但巨额投资悉数东流,损失惨重。如此动荡不安的投资环境,焉能吸引投资?民间资本又岂敢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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