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草根经济”的崛起

      民营经济，我国市场经济中突起的“异军”和极其活跃的力量，面临着新一轮迸发前的破茧期：行业上受困于垄断势力构筑的壁垒，组织能力不强成为制约自主创新的瓶颈，领头人亟待实现从小业主意识到现代企业家意识的飞跃。20多年经济大潮涌动的过程，是民营企业从崛起到壮大的过程。民企的新一轮发展，需要关怀扶持，需要突破束缚，更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而这一切，都需要政府的远见和勇气。——题记

      民营经济的四个维度

      厉以宁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导

      切莫忽视民营经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对于民营经济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关于以下四点：

      1.民企在当前就业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我们在浙江、福建、辽宁、黑龙江、内蒙几个地方的调查已经得出结论，目前能够吸纳下岗人员和农村分流出来的一部分劳动力的主要是民营企业。现在公布的数字，民营经济容纳的直接就业人员为1亿人，如果加上间接就业人员，即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企业、单位及下面的销售、运输部门，民营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员远远超过1个亿。就业能增加多少，按照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人数系数计算，至少是1倍。

      2.民企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即对民营企业所在地的社区——宿舍、家属区的作用。民企知道要树立自己的形象，首先要搞好和社区的关系，这在社区建设中有很多很好的事例。

      3.民企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促进。民营经济的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个国家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形象来自企业品牌，来自企业的社会信誉，来自企业内部的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人称“厉股份”的厉以宁

      4.民企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增加低工资者包括农民工的收入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内容。在同样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下，城市户口工人的收入要比农民工约高500元，以农民工数量为一二千万来算，农民工每年收入会减少一万亿。当然，现今条件下，农民工的工资很大程度上由他的老板决定，造成了“资高劳低”的现象，也就是按资分配太高，按劳分配太低。普遍存在的安全问题就凸显了这一点。原本用来购置安全设施的钱进了老板的腰包，应当采取的环保措施没有实施，都相对降低了工人的收入。在工人培训方面也“节省”了老板的支出。发达国家普遍规定，企业每年要拿出2.5％～3％的收入用于工人培训。一个企业在解聘员工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在一年内培训过工人。如果老板没有把这部分钱用于培训或用的少于2.5％，就要交较高的“培训税”。现在，上海、浙江等地已开始实行“培训税”制度。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限高”（限制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比较可行。其中，最主要的是“限高”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收入者是指社会保障对象、低工资覆盖对象，这一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太慢，与高收入增长速度不成比例。高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而低保对象每年只提高10元，有的还达不到这个数字，还有的两三年才提高一次，这样下去，收入只能越拉越大，因此，低收入工资水平提高速度要加快，幅度要加大。除工资收入外，在社会保障方面，医疗待遇、子女教育、住房待遇补偿等政策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我国贫富差距较大，最高收入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9％，而最低收入的1／5人口只占全部收入的2.75％，相差大约22倍。

      按照社会分层理论，上层是指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企业家、高级私营企业主，中层是指一般专业人员、工薪阶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收入相对较低的私营企业经营者、个体户等，而低收入阶层主要是指普通的一线工人、农民以及失业下岗人员。限制高收入，还有一个内容是打击非法收入。很多高收入是非法的，不正常的，如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黑色收入”，还有一些“灰色收入”也很高，比如领导干部兼职挂职、著名学者与著名演员的“走穴”等，对“灰色收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界定，这部分收入很难监控。国有企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工资过高，主要是由于机制不民主甚至不合法，企业自主权过大。

      一个社会中，高收入人群发展速度很快，但人员数量不会很多，而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人群是此消彼长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扩大，低收入阶层人数就会减少。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把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阶层，可以降低两极分化程度。

      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表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社会公平更受关注。高层的一些提法不知不觉做了修正，以往常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原则，现在的提法是“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即不仅关注效率，更应关注社会公平。不仅在经济上缩小差距，同时在社会权利，如教育、就业等方面逐渐向中下阶层倾斜，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导向。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要解决贫富差距，主要应在政策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更确切地说，是要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进行调整。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不仅要增加收入，也要使消费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