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家族企业家行为研究

作 者:
李纯 

作者简介:
李纯,北京工商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37   李纯(1961-),男,山东招远人,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原文出处: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作为变迁主体之一的中国家族企业家及其家族企业在发展初期,尽管处在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观念的夹缝,但凭借其同市场经济更相容的特性,使得家族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对体制内力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并通过这种竞争性作用促使政府行为朝着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方向转变,进而推动了制度环境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


期刊代号:F22
分类名称: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复印期号:200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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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06)03-45-06

      中国家族企业家已成为中国社会中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源。他们的行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对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正确认识他们的行为表现,不仅对揭示中国制度变迁发展的趋向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企业家行为

      美国经济学家鲍姆尔指出,在各个社会中,企业家资源都是存在的,但又都是有限的。企业家行为是企业行为的人格化,企业行为是企业家决策预期的函数。这深刻地揭示了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

      (一)企业家行为的本质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理性人”假设,即假设人是个体理性,其行为特点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但现实社会常常难以满足新古典的假设条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外部性的原因,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的预期与行为结果可能不完全一致。为此,应放开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以恢复“实际的人”的显著特点。实际的人都是“契约人”,其行为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具体表现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倾向。因此,行为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时就面临着某些约束。

      1.企业家行为是一种自利行为

      以市场分析为对象的现代微观经济学明确地肯定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首先是“自利的”,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假定中还暗含着关于人是理性的假定。正如赫伯特·西蒙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这种人在行动中既具有‘经济’特征,同时也具有‘理性’”。所谓理性,就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用西蒙的话讲,理性指的是:经济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的环境的完备的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有高深的计算能力,从而使其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高点。”可以这样理解,经济人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尽力争取自身最大的利益。“经济人”假设把人看成是“自利”的,这种假设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会普遍具有的行为特征。它表现的是“事实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他不存在价值取向的判断,不涉及有关价值、品德的是非判断问题,而仅仅是对普遍存在于人类行为中的一种原则抽象。林毅夫指出:“近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视野的行为并于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

      经济人的假设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行为。

      2.企业家行为是一种创新行为①

      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创新。但是,究竟怎样理解创新的含义却存在着诸多的争论。熊彼特认为,创新必然是“推倒重来”,创新必须是“第一次出现”。如果按照这样苛刻的标准和要求去衡量,那么,创新和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都是非常稀少的。是否具有创新行为是区分企业家和一般管理者的惟一重要的标志。企业家是推动企业组织创新和发展的主要力量,而管理者是维护企业正常运转的管家。实际上人们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

      (二)企业家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

      企业家行为理性化的过程,是社会理性化发展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有赖于整个社会理性化所提供的物质积累、思想进步以及制度建设等资源;另一方面,它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并最终达到经济理性主义阶段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企业家行为理性化的过程包含了行为动机的理性化和行为手段的理性化。

      1.企业家行为动机的理性化。企业家行为动机的理性化是使企业家行为符合所处社会大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每个社会都有其核心的价值体系,据此形成的全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行为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倾向和制度的构架等等。企业家要使自己的行为得到社会广泛认同,要使制度的建设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开展,应首先找到所处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并选择相应的伦理价值观以符合该价值体系的要求。

      2.企业家行为手段的理性化。企业家行为手段的理性化是对企业家行为严格的规范和约束。在企业家动机适应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其行为手段也要接受社会的约束和规范。这种约束和规范除了有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朴素生活的要求外,更重要地体现在对正当的商业行为和信用的强调上。只有当企业家普遍接受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市场经济才能顺利运行。

      同样,企业家行为非理性化也包含了行为动机的非理性化和行为手段的非理性化。

      二、中国家族企业家的形成来源和特征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家的形成同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紧密相连的。按其产生时间和构成特征,中国家族企业家可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原始资本积累型、下海型和知识型。这样的划分也能体现出与之相关的中国制度变迁不同阶段的特点:

      1.原始资本积累型。这一类型的家族企业家主要产生于1978—1992年期间。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其构成主体是农村中的“能人”和返城知青。当时的中国状况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品不丰富,以短缺为经济的特征。为了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困难,“从实际出发,想暂时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帮助人们度过生活难关。由于理论上的局限,导致了实践中对非公有经济的种种限制。只允许其在饮食、服务业、日用消费品销售方面存在和发展。把非公有制经济限制在小商小贩的规模水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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