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代表了非正常意思表示之典型，在传统大陆法系诸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有关其法律构成、法律效果的学术论争长盛不衰，而在错误的诸问题中，最耐人寻味的当属动机之错误。围绕动机错误之法律意义特别是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关系，各种学术观点竞相争妍，但基本上可以归置于两大理论阵营，即严格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原则上将动机排斥在法律评价之外，仅仅在例外条件下才给陷入动机错误者一定救济的“类型论”或者说“二元论”立场，以及不特别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通过设定统一的错误构成要件，对所有符合构成要件的、包括动机在内的错误表示进行保护的“要件论”或者说“一元论”立场。从总体上看，目前已经开始并仍在继续着从类型论到要件论的嬗变过程。我国对错误的立法是通过“重大误解”概念来完成的，不仅条文内容笼统，对动机错误只字未提，而且，在主要大陆法系诸国构成理论聚集的错误论，在我国似乎从来都没有成为民法研究的中心议题，特别是对于动机错误，除蜻蜓点水般地陈述“除非表示于外，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效力”这一类型论思想外，学界呈现出高度的默然，专题研究成果尚付诸阙如。有鉴于此，笔者写作本文，期图能唤起学界对错误研究的重视并将该问题逐步引向深入。 一、类型论：表示错误、动机错误之严格区别 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别，在德意志前期普通法学即已初见端倪。（注：关于前期普通法学的错误论，参见〔日〕野田泷一《萨维尼错误论之形成》一文。（〔日〕原岛重义.近代私法学的形成与现代化理论[C].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229-268.)）作为后期普通法错误论的源流，Savigny以自然是德意志观念论的“自由”哲学为基本视角，努力实现早期普通法传统中所蕴涵的思想的体系化[1]。Savigny从法律行为论的意思主义原理出发，将当事人之“意思”作为通过法律行为变动权利义务的根据，在他看来，表示错误是“不真正错误”，其本质为“意思欠缺”，表意人此刻之所以受法律保护，不是因为其陷入错误，而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与表示相对应的意思[2]（故不能按表示行为发生效力）。与表示错误相反，动机错误属于“真正错误”（而非意思欠缺），除非动机以“条件”或“前提”的形式构成法律行为的内容，否则即便该动机表示于外，原则上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因为，在动机错误，构成法律行为的基本事实要素——“意思”已经存在，而且该意思与表示完全吻合，动机坏过是该业已存在并表示于外的意思形成过程中的缘由而已。如果将动机错误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则交易将陷入无边的肆意与不安，交易安全也难以维系。事实上，基于交易安全之价值判断，将动机置于法律评价之外，也是德意志概念法学思想的产物。诚如Egger所言，19世纪的法律学，为推动产业资本主义社会交易的安全，追逐法律行为理论的“技术化”(Technisierung)，特别是通过所谓“分离法”(Isolierungs-Methode)，使特定法律行为事项独立化、抽象化(Abstraktheit)，最终从基本行为以及原因(Causa)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对动机的无视与抽象物权契约理论、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一脉相承[3]。Savigny的上述认识构成了后期普通法错误论的机轴，并对那一时期的立法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民法（第一草案）》几乎是Savigny错误论的直接翻版：一方面规定（表示）错误无效（第98条）；另一方面也明文强调，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动机错误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第102条）。尔后的《德国民法典》第119条规定意思表示“内容错误”的法律行为可撤销，法条文言虽未触及动机错误问题，但若考虑民法典作为后期普通法沉淀物之属性，在其错误法的底流中，对普通法上支配性立场的继受应毫无疑问[4]。 日本“旧民法”即《普阿索纳德草案》第309条原则上否认动机错误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现行《日本民法典》第95条规定“要素错误”的意思表示无效，并未明确将动机排斥在法律评价之外。的确，单就文义解释而言，动机错误或许可能包含于第95条所规定的错误之中。但若结合体系解释，由于《日本民法典》第101条将意思欠缺、诈欺、胁迫并列为影响意思表示效力的因素，错误显然只能包括于意思欠缺之中（除错误外，意思欠缺还表现为真意保留、虚伪表示）。特别是，《日本民法典》规定意思欠缺→无效，而因欺诈、胁迫所为的意思表示→可撤消，更是凸显了其错误法上的意思欠缺构成。在因欺诈、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存在与表示行为相对应的效果意思，只不过该效果意思的形成过程（动机）中存在瑕疵，故可统称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在通常的动机错误，与表示行为相对应的效果意思也客观存在，故充其量将其归入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之范畴。可见，区分意思欠缺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构成了日本法律行为体系的基本框架，动机错误从属于意思表示之瑕疵，而《日本民法典》事实上又未将其作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予以明确规范，乃因传承了《德国民法（第一草案）》，代表着立法对动机错误的公然无视[5]。为了实现立法无视动机之原则，通说力图对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的区别予以明确地把握，通过“表示行为的错误”概念指称表示错误，并将“表示行为的错误”进一步细化为“表示上的错误”和“有关表示行为意义的错误”即“内容的错误”[6]。在通说看来，意思表示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结为：(1)动机（或缘由）；(2)意欲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意思即效果意思；(3)通过一定表示行为发表效果意思之意思，即表示意思；(4)表示行为。动机错误为(2)之形成阶段即从(1)到(2)的过程中出现的不一致。例如误以为将铺设铁道而高价购买附近土地的意思表示，误将劣马作为受胎的良马而购买（劣马）的意思表示（与表示相吻合的、购买土地或劣马的效果意思客观存在）；有关表示行为意义的错误（内容的错误）为表示意思形成阶段即从(2)到(3)的过程中出现的不一致，如本意为购买甲马，误以为甲马为正在马厩中的马匹，作出购买“现在马厩中的马匹”之意思表示，而事实上该马为乙马（购买甲马的效果意思，与购买乙马之表示不一致）；表示上的错误为表示行为形成阶段即从(3)到(4)的过程中出现的不一致，包括表意人自身和表示中介人行为引发的不一致，前者如本欲书写为100英镑出售（表示意思并无瑕疵），却不小心写成100美元出售；后者如邮局误将100英镑出售的电报译为100美元出售（效果意思与表示显然不一致）[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