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为了纠正党政组织及其干部片面追求政绩的倾向，我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2004年底和2005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又先后提出“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建立和谐社会”的任务。这些战略举措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感觉到了我党改革开放后的执政遇到了新挑战，而且意识到了原有执政方式与新时期要求的矛盾性，已经成为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这种矛盾性，既有执政理念、体制机制、操作规则和行为规范方面的问题，也有党员和公务员观念、知识、能力等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还有全球化及我国加入WTO所带来的压力问题。这些问题无论是由什么具体原因引起，本质上都是执政的现实基础和现实资源，不足以满足执政新理念、新目标、新环境要求所产生的问题。如果仅从问题本身看，它们的存在的的确确是挑战和危险，但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它们若被处置得当，却又是大可利用的良好机遇，其中孕育着再度崛起的新希望。为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就我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问题展开具体的分析。 一、我党改革开放后执政的新目标体系及其必然要求 在我党执政的历程中，由于近30年改革开放和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实践，与以往20余年执政的方式及经验有着明显的不同，遂促使人们对“后革命时代”概念进行热烈探讨。本文以为，将我党的执政历程界分前、后革命时代，更容易清楚地认识我国目前的特点，深刻地透视现实现象，准确地出台法律和政策。而界分前、后革命时代的时间点应定在1977年。这是因为：其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的1976年，虽然为“文化大革命”终结的标志，但是其余下的大部分事情及其处理至少延续到了1977年；其二，象征改革开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虽然于1978年正式通过，其具体酝酿至少始自1977年。 比较前、后革命时代的不同，可以把我国主要的转变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工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化。第二，随着综合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国正在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农村城市化、土地确权、民工管理等问题的突出，是这一转变的集中表现。第三，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不同程度的普遍提高，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由贫穷社会向富裕社会、由“子民社会”到“和谐的公民社会”的转化。政社分开政策的问世，社区建设的兴起、村民自治的探索，以及雇主与民工、村官与村民、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逐渐显露，是这一转变的集中表现。第四，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对国际社会的融入，我国进入了悟性文化和契约文化交织的时代。老、中、青之间“代沟”的矛盾，重视关系习惯与重视规则要求之间的矛盾等，是这一转变的集中表现。第五，随着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和法治国家建设的进展，我党正在经历由重视革命到重视执政、从权治到法治的转变。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胡锦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等，是这一转变的集中表现。第六，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公民权利本位思想在国民生活中引起的共鸣，我国政府正在经历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从物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邓小平要求各级政府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政策出发点和归宿的论述，胡锦涛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观，“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的工作原则，以及“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集中表现。第七，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入，官员正在经历由“父母官”到公务员、由官员权力本位到官员责任本位、由公民义务本位到公民权利本位的转变。公务员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行政诉讼法和复议法的出台，大批便民措施的建立等，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集中表现。以上7项内容分别表达了不同方面的转变，如果将每一方面转变所要达到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富裕的工业社会、构建和谐的公民社会、提倡契约文化、党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化、政府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官员完成向公务员的转变，就构成了执政的新目标体系。新目标体系的形成，是迎合新时代要求的必然产物。 二、国外政党执政的教训和我党执政面临的现实问题 改革是希望与风险并存的事业，新目标体系及其要求给予我们的除希望之外还有风险。 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借用南宋人吕祖谦的“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的话，表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不回避问题、不惧怕问题和能够解决问题的明确态度。这里所谈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国外政党执政的教训和我党执政面临的现实问题。 国外政党执政的教训，主要指近些年来国外政党失掉执政地位的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党纲落后时代，使执政党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官僚机构僵化，使政府失掉国民的广泛支持；党内生活缺乏活力，使党的领袖、路线、方针、政策失掉党内普通党员的真心拥戴；执政期间发生重大的战略失误，给国内外反对派利用社会矛盾搞颠覆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意识形态迟钝，不足以准确、及时地反映舆情民意，因盲目执政而招致下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尖锐和不无惋惜地指出：垄断真理，垄断公权使用，党的领导干部普遍享受特权，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教训，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也无论是发生在哪个政党身上，对我党的执政都有警示作用。 我党执政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指腐败引发的问题、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所引发的问题。如，英国和美国独立的调查机构指出，中国目前腐败严重的行业依次为建筑业、医疗业、教育培训业和人财物的管理领域。从目前国内被“双规”和判刑的干部的岗位职务分析，最多的是决定干部任免的岗位（如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司法岗位（如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掌管财务和工程的岗位（如银行行长、公路局长等）。而腐败问题的严重发生，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仅就原因分析，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1）因政策差异引起。这一情况具体包括两种，一种是正常政策差异，如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相比，解决补偿问题的政策、标准通常都会有所不同。这种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差别，经常被某些当事人用来算后账。另一种是不正常政策差异，如主管官员的决策指令，因不尊重主客观条件的要求，人为地造成了许多政策的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从而为当事人算后账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2）因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引起。国际社会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众多利益集团复合构筑的社会里，弱势群体的存在不仅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几乎在每一次改革中，他们都会相对地获利少而受害多。在我国现阶段，农业、农村、农民和民工问题的突出，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