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 （2006）09—0035—07 “现代性”（Modernity）是在近五十年的文献中频繁出现的词汇。广义的“现代性”是指17世纪启蒙时代以来（曾以欧洲以主导的）新文明之基本特性。换言之，“现代性是由以都市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组成的，它具有高度分化的结构——政治、经济、文化——它们自身逐渐与中心化的体制相分离”①。一般而言，在来自欧洲文化的“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起码包括“启蒙的理性”、“对进步的信仰”、“经验科学”与“实证主义”等等层面。因而，以“批判思想”、“经验知识”和“人道主义”的名义，“现代性”标志着一种变革的文明基本观念，标志着对传统和惯例发出挑战的理性回应。这类“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在欧洲被确立之后，几乎冲破了一切障碍，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工业技术和经济生活结合起来，从而深深地嵌入了现代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内部。 “现代性”这个用语，往往被追溯到波德莱尔的经典论述那里。实际上，这个词在19世纪的法国仍是一个新词汇，但在17世纪的英语世界就已经通用了。例证就是，在1627年出版的《牛津英文词典》里面就首次收入了“modernity ”（意为“现时代”）一词，其中还引证了贺拉斯·华尔浦尔论诗的一句话——这些诗（指托马斯·查尔顿的诗）“节奏的现代性”②。可见，“现代性”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同审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样，在历史上，基本上存在两类对“现代性”的反思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可以说，这两类“反思现代性”都洞见到了现代性的负面价值，也都试图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上来重建，但又都各执一端而忽视了彼此。实质上，这两类“反思现代性”倒可以在一个更新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起来，进而提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 一、反思现代性Ⅰ：从波德莱尔、齐美尔到福柯 有趣的是，人们对现代性最早的反思，就是从美学的视角作出的。这是由于，在19世纪的后半叶，各种艺术形态连同哲学、心理学都逐渐步入现代的历程。通过对新的叙事模式的发现和时间概念（如意识流）的发展，绘画和音乐率先打破了传统的模仿观念，从而去想像另一种没有明显中心的、流动的和不居的现实，印象派的艺术便在其中担当了急先锋。 正是在这样一种艺术语境下，美学家敏感地捕捉到了时间感的变化。就在1863年，波德莱尔在连载于《费加罗报》上的《现代生活的画家》里，其中一章的标题就定为“现代性”。波德莱尔认定：“现代性就是短暂性（transient）、飞逝性（fleeting）、偶然性（contingent）；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则是永恒性（eternal）和不变性（immutable）。”③ 的确，这位著名的《恶之花》的作者几乎在瞬间就抓住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某些特质，抓住了自己从中感受到的流动性和非确定性。这是波德莱尔对快速工业化时期都市生活的主观反应，也是对文化自身飞速商品化的客观估计。 在此就出现了一种思想的罅隙。波德莱尔究竟是完全拜倒于“现代性”的裙下，还是对“现代性”有所保留呢？且看他对“美的双重性”的如下论述，这一论述竟与对“现代性”的观感是如此的类似：“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④ 可见，诗人区分出美既包括“某种永恒的东西”又包括“某种过渡的东西”，这同“现代性”所包容的“短暂”与“永恒”的两面性是如出一辙的。或者说，后者是波德莱尔美的理念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延伸。 如此看来，在一定意义上，波德莱尔眼中的审美现代性带有“反启蒙”（anti-Enlightenment）的色彩。因为，他并没有被现代性的飞速疾驰所完全迷惑而眩晕，而是将“现代性”切开了两半，一半是“变”的，另一半则是“不变”的。在波德莱尔看来，无论是现代性还是艺术乃至人性，都包含“变与不变”的内在统一。这样，正由于波德莱尔从审美的视角出发，才让现代性呈现为“时代性”（Zeit）和“永恒性”（Ewigkeit）的交汇⑤。在这种“不变”的意义上，我们看到，波德莱尔仍是反对那种不可避免地历史进步观的，同时，也用一种美学的冲动来反对理性自律性的，所以，他才会常常在文字中表露出“古今之辩”与“今非昔比”的感叹。 沿着波德莱尔对现代都市的观照之路，齐美尔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社会美学”（sociological aesthetics）之途，他以此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新径。应该说，齐美尔所继承的还是波德莱尔的“反整体论”（anti-holism）的思路，前者与后者共同分享了碎片化的、经验的和微观分析的观看方式，但后者还仅仅是就美学而论审美现代性，前者则试图在审美现代性与社会基础观念之间架设桥梁。 照此而论，齐美尔主要还是依据于“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和“社会化成”（social sociation）的模式来定位“现代性”的。他认为，社会过程在本质上而言是心理过程，经历的是“社会化成”的社会过程，个体之间相互的互动形式或模式，使得行动的内容获取了社会现实的地位。由这种基本社会学观出发，齐美尔就好像东看看、西瞧瞧的游手好闲者（flaneur），看到了“现代性”的纷繁错杂的印象，并将之记录下来。这种记录被称之为“印象风格理论”，因为它不成体系而被社会学研究者所摒弃，但这恰恰是审美风格所擅长的地方。可见，谈论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自然离不开这另一种视角——审美的视角。这是由于，齐美尔不仅仅将社会问题看作是“伦理学问题”，而且也将之视为“美学问题”⑥，因为按照他的理解，从美学的动机出发，同样能够有利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