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可大致划分为3个时期。 一是19世纪末至1949年；二是1950年至1970年代末；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第一时期处于战争和社会大变革环境，第二时期处于国内各种政治运动环境，第三时期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学术研究环境。这样的分期和环境是和其他学科的情况相同或相似的。以下分别进行初步的梳理。 第一个时期：19世纪末至1949年 这个时期的音乐美学研究大致可分为3类。 一类是受中国时势政治影响发表的实用性音乐美学言论；一类是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延续或对它的研究；一类是对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初步介绍或受它影响进行的研究。 第一类在今天看来属于实用音乐美学，主要是受当时中国历史情况影响而发表的音乐思想。这些思想包括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的阶级性等方面。主题是音乐如何发挥新文化启蒙的作用、如何为时代服务。典型者如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1902）、穆天树译的《论音乐艺术的阶级性》（兼常清佐，1930）、唐学咏的《音乐的社会作用》（1933）、章枚的《音乐艺术往哪儿去？》（1937）、浩如的《音乐是否属于特殊阶级的？》（1934）、赵沨的《什么是音乐？》和《音乐的现实主义》（1941）等、麦新的《音乐的本质是为战争或反战争》（1942）、马可的《戏剧音乐的阶级性》（1948）等等。 第二类亦涵盖音乐教育和音乐社会功能等，但还有专门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者。即便是那些具有实用性的音乐美学言论，也或多或少以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为依据或借鉴，特别是早期发表的文论。如廉士的《乐者古以平心论》（1882—83）、志忞的《音乐教育论》（1904），甚至匪石的文章，都论及古代音乐思想。而此时期中、晚近阶段则有对中国古代音乐思想进行梳理或研究者，如易韦斋的《墨子非乐释义》（1934）、周通旦的《墨子非乐辩》（1944）、郭沫若的《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1943）、天华的《〈乐记〉的作者及其内容》（1947）和《墨子的非乐》（1947）与《乐本篇浅释》（1947）、杨荫浏的《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理论》（1947）和《儒家的音乐观》（1947）等等。早期则有杨浚明的《我的墨子非乐经济观》（1920）等。 第三类几乎涉及音乐的各个方面，是中西文化多种形式交流的结果，也体现了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的主要特色。这些言论无论是实用性的还是学术性的，都深深烙上了中西关系的时代印记。从王国维、蔡元培、萧友梅、青主、王光祈、丰子恺、张洪岛、柯政和、黄自、缪天瑞、江文也、赵沨、朱光潜、杨荫浏、刘天华等人的诸多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西方的影响。他们或介绍西方音乐理论、音乐美学思想，或应用这些理论和思想来谈论中国音乐各方面。尽管受时代影响，但是当时的言论并非都是实用性的。学术性的探讨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如俞寄凡的《关于音乐的哲学知识》（1923）、王光祈的《声音心理学》（1927）和《中国音乐美学》（1934）等、张秀山的《乐学上之形式元素》（1927—28）、柯政和《音乐的欣赏法》（1929）、王光祈《音学》（1929）、黄自《音乐的欣赏》（1930）和《调性的表情》（1934）等、青主《什么是音乐》（1930）和《乐话》（1930）等、黄伯申《音乐的形式》（1931）、王光祈《音乐与时代精神》（柏林，1931）、立家《研究艺术的音乐的纯正的态度》（1931）和《艺术的音乐应具之特质》（1931）、张洪岛《和声美的追求》（1932）、邹文海《柏拉图政治哲学中音乐的地位》（1933）、吴瑞娴《音乐表现与音乐感受》（1934）、丰子恺《大众艺术的音乐》（1935）、健人《关于音乐的欣赏》（1935）、徐迟《标题音乐之话》（1938）、江文也《“作曲”的美学的观察》（1940）、赵沨《音乐形式的偏爱》（1940）、李元庆《论音势》（1941）、谢曼萍《谈形式美与内容美》（1942）、张洪岛《音乐的定义及其特性》（1943）、王敬之《声乐演唱的形式及特性》（1943）、朱光潜《声音美》（1946）、洪音《音乐批评》（1948）等等。还有许多翻译的文论，都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如缪天瑞译的《音乐表现的原质的要素》（H.Riemann,1934）和《关于绝对音乐与标题音乐》（Cecil Gray,1934）等、欧阳采薇译的《音乐中的思想和情感》（Bonser,1934）、马葆炼译的《诗与音乐之比较》（哈道，1937）、赵沨编译的《音乐形式概说》（Lucas,1946），等等。 当然，这个时期有些名为音乐美学的文章，其实还不具备真正学科意义的美学品质。例如出于政治方面的目的而发表的音乐言论，功利性比较强。无可指责，却不能不认为缺乏学科品质。又如对音乐功能的探讨，往往缺乏音乐美学学科深度，有的甚至将实用功能当作音乐的重要功能。如丰子恺的《音乐之用》认为“安慰感情、陶冶精神、修养人格等，其用也似乎最空洞”，因此将提高生产效率、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等作为音乐实际的功用，希图以此改变人们不重视音乐的态度。而不少学术性文论，其学科品质还是很显著的，其探讨的问题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如对音乐美、审美规律的探讨，对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等等。 第二个时期：1950年至70年代末 这个时期的总特点是政治运动影响、实用音乐创作和言论占据主导地位，而音乐美学学术探讨则处于隐蔽状态。基本上也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受前苏联影响的音乐美学文论；一类是配合政治发表的音乐批评；一类是真正学术意义的音乐美学研究。 第一类为当时的社会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言论，主要有3方面。 一是音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往往处于其中。如东林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分开么？》（1951）、安波的《批判黎青主的音乐美学——反对音乐上的艺术至上主义与世界主义》（1955）、张洪岛的《标题音乐和标题性》（1959）、郑伯农的《让音乐表演艺术的百花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灿烂开放》（1961）等，以及许多前苏联相关文论的翻译，如朱光潜译的《音乐与意识形态》（哈拉普，1951）、丰子恺译的《社会主义哲学对音乐的影响》（摩伊孙可，1951）等。二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及民族化等问题。如李焕之的《我对音乐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1954）和《谈革命浪漫主义》（1958）及《音乐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1956）、吕骥的《我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解》（1959）、伍雍谊的《标题音乐的题材处理和艺术表现》（1962）等。三是音乐形象问题。首先从戏曲音乐刻划人物形象为切入点，进而谈论所有的音乐形象问题。如茅原等的《关于戏曲音乐刻划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1959）和《再谈戏曲音乐刻划形象的美学问题》（1959）、 曹凯的《也谈戏曲音乐刻划人物形象的问题》（1959）、周大风的《关于戏曲音乐刻划人物形象问题的意见》（1960）、吴一立的《论戏曲音乐的基本美学问题——兼评〈戏曲音乐刻划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1960）、苏宁的《论戏曲音乐形象等问题》（1960）等，以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有关音乐形象的几个问题的讨论》（1959）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反映论”为思想基础，即认为音乐是现实的反映；在美学上则以“情感论”为主旨，即认为音乐直接表达情感，并认为它通过感情体验的表达来反映现实生活。“形象性”本身则浸透了“革命性”、“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典型性”以及“世界观”、“立场”、“态度”等当时历史阶段的典型概念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