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美学的出现 18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首创“美学”学科体系，从此它走出哲学宗门而自立门户，很快就为西方学术界所承认。经过整整一个半世纪，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西方的“美学”介绍到中国，中国人始知有“美学”，并开始自觉地构建中国的美学学科独立体系，至今已近百年。所以，人们常称与本世纪同时开篇的中国美学为“百年美学”。但是，百年美学作为一个研究范围，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界定，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性质规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于社会、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西方美学思潮的冲击、渗透、融合而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性质、内容、形式、方法、范畴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转变，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从而她与中国古代美学有了根本性区别。 百年美学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时间并不算长，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史相比，可以说不成比例，即使与古代某个阶段（如先秦、两汉等）相比，也短暂得多。然而它的内涵却异常丰富，矛盾错综复杂，这是因为，世界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商品交易、文化往来已无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因此，世界的各种文化思潮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中西之论、古今之争、新旧之别、体用之辩此起彼伏，构成了异彩纷呈的新局面。然而这也为百年美学的研究、疏理增加了难度。尤其是百年中国政治斗争激烈，“改朝换代”频仍，沧桑之变，常常令人目不暇接。而每一次社会政治的演变，都对包括美学在内的学术以及文艺、文化、教育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百年美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各个时期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它有兴旺发达时期，吸引了政界、学界、文艺界、文化教育界的很多人，被称为“显学”；它也有冷清、断流的时候，被说成“反动”，它走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路程。也许正因为如此，过去对百年美学的研究，大多是以政治变化为标准，将百年分为“近代”“现代”“当代”几个阶段，各自进行“断代”研究。忽略了百年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普遍联系，也不可能系统、深入地揭示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把百年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加以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 二、百年美学的发展过程 百年美学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展开与发展的。百年中国社会变化多端，而最根本的变化则是以共和国为里程碑，把百年中国社会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 前50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个爆发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封建统治者及封建军阀腐败昏庸，卖国求荣，丧权辱国，激发了中华儿女的奋起反抗。一方面以武装斗争抵抗、最终消灭反动暴力；另一方面不断地向西方寻求唤起民众、振兴中华的真理，从而也极大地刺激中国现代学术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动荡常常妨碍文化的正常交流，但社会动荡、军阀割据、政治多元却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新文化的成长留下很多空间地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下形成的。当然，也是因为当时有蔡元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高瞻远瞩而又十分热心倡导美学学术和美育事业的文化教育界领袖人物的缘故。 后50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们鼓足了干劲，怀着美好的愿望，迎接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然而，事实并非人们设想的那样美好。我们进行了经济与文化建设，也受到了西方的经济与文化科学的封锁。社会的各领域都有很多突出的矛盾，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经济建设完全服从政治需要。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思想采取封禁态度，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或废置不理，或作批判的靶子，或作某种政治的点缀，没有真正解决继承与发扬的根本问题。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焚书禁学，美学研究完全断流。物极必反，所幸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20年是中国美学全面繁荣发展的新阶段，不论是对美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还是对美学史和分类美学的研究，都已形成了格局，并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 总之，一百年来，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反抗侵略、救国图存的革命以及政治斗争，繁重而艰难的经济建设，都不断地向包括美学在内的学术研究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创设各种条件以促使学术研究为中心任务服务，这是百年美学产生、发展的现实根源。这种现实根源和文化语境造成了百年学术研究的一大优点——理论联系实际，以“有用”为根本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了急功近利的缺点，忽略了学术研究的“无用之用”的一面，并且形成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惯性。 百年美学的产生、发展，是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在它的身上至今仍带有浓厚的“洋气”。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过多次，一次比一次广泛而深入，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如先秦时代的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内部各“国”及南北方之间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交流，是在华夏各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印度、西域各国之间进行的，从世界范围看，乃是东方文化内部之事。而20世纪这一百年，则是东方的中国与远隔重洋的西方欧美文化的大交流，规模是空前的，不同的因素更多，更难于融合。但真正融合起来，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将是一次更大的飞跃。正如蔡元培所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出一种新文化。”[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