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美学的传统特性与现实难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金浩,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深圳 518060 沈金浩(1963—),男,江苏吴江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生态美学研究。

原文出处: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内容提要:

生态美在近现代中国被严重忽视了,现在对其重新审视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具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美学文化资源,其在雅文化圈内的特点是由政治学的副产品,转而为人生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态美成为文人士大夫人生中非常看重的一个方面。但中国古人重视生态美,有明显的省简欲望、回归原始的倾向,对这样的文化遗产,在当今这个以欲望推动财富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在全球化时代,生态学和生态美学都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都有巨大的学术空间,值得深入探讨。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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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美:一个曾经失落的梦

      20多年前,当我们听到叶佳修《乡间的小路》那彩霞晚风般舒徐悠扬、从容潇散的歌声时,真有一种恍然天音的感觉。当时我们并不探究为什么我们对这样的台湾校园歌曲那么痴迷,直到后来,当我们读了陶渊明等人的山水田园诗,当我们长期生活于城市,看到身边的石屎森林越来越密、越来越多的时候,才逐渐清晰并日益强烈地意识到,那歌声里的意境,虽然不是我们人类精神家园的全部,却是永远都不可以失去的一块。

      叶佳修这首歌传唱的时候,文革结束未久。在此以前的那些年,我们接受的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口号,相信“人定胜天”,“人多力量大”,干的是“战天斗地学大寨”。终于,这样的日子停下来了,可是当我们不再过度警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想过上好点的日子的时候,忽然发现,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十个亿了,十多亿张嘴——要吃!十多亿个身体——要穿!十多亿个人——要住!现在又加上,十多亿个人——要车!这么多问题急于要解决,有什么办法?于是,生态问题就靠边站了,就像当年“要准备打仗”的时候,计划生育,来得及考虑吗?

      这种意识的失落,其起始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候。中国乾隆时期人口就已达到四亿,而此后的中国经济和国力也每况愈下。每逢水旱灾难,流民如蝗,草根树皮皆尽(张应昌《清诗铎》卷十七所收诗言之甚详)。所以,清代中期以后,山水田园诗人基本上淡出诗坛了。此后,政治的腐败、列强的压迫更使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一直处于救亡图存的奋斗中,即使救亡完成了,国家仍处于被亡的余悸中,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生态美学呢!所以,20世纪的生态美梦的失落,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事。

      今天的人们去一趟欧洲或澳洲,常对他们的生态啧啧称叹!可是,回顾我们的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却可看到,我们的祖宗是那么早就表达了他们的一套以天人和谐为最高理想的生态观念,而在欧洲,文学中描写天人和谐之美,写得又有些影响的,最早也就是湖畔派吧。所以,经常地回顾、思考一下先贤关于天人关系与人际关系的观念,应该能对我们如何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土地有所帮助。

      中国古代雅文化层面的生态美学:由政治学副产品到人生哲学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早熟的社会,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古人很早就建立起了一个等级分明的以君主为最高统治者,以贵族和官僚为统治阶级成员的社会组织。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不发达,财富相对匮乏,因此人与人之间相应地就有了倾轧与争斗。又由于当时的文化基本上掌握在与官场有关的上层人士手中,所以很多早期的与生态有关的观念意识,常常具有政治学副产品的性质。它们往往不是纯粹谈生态的,而是在谈政治、伦理、人生的时候,其内容涉及了生态。

      生态观念表达得最多的是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及其后世的继承者。道家的主要观点是道法自然,克制人欲,守静无为,保持原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于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是以道为本体的,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认为人的社会秩序应该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而无论人还是物,都应该返归其根本、复其命、守其静:“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字据陈鼓应本),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随意改变物的秩序就是“妄作”,这是“凶”的,要在了解常道的基础上做到无所不包,坦然大公,这样才能万物各得其所,长久不息。

      人类应该克制欲望,“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减少物欲,天下就太平,“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还构想了一个高度和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也提倡无为。无为既适用于治国,也适用于对待自然。《应帝王》中著名的混沌被凿七窍而死的故事,原意虽然指国家统治者太“有为”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但这个理论所包含的维护、顺应自然的思想,对生态学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庄子在濮水垂钓,面对楚王派来的使者请他出山而持竿不顾,所说的乌龟宁曳尾泥中而不愿被供于庙堂的寓言,虽然讲的是他不愿死而贵,而宁愿活得自在,遂其天性,其中也包含着生命与天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其精神对后世文人的隐逸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濠上与惠施间关于鱼乐的对话,也有类似的影响,《世说新语·言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简文帝这段话堪称是中国园林思想中最本质的一点,决定了中国园林缩须弥于芥子、收天地于壶中,在有限的空间里享受无限的自然生态乐趣的理念。而所谓濠濮间想,就是上述庄子的言行。

      道家一方面对自然环境追求高度的原始淳朴,另一方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两个有关“机心”的故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一是《庄子·天地》中所说的,汉阴丈人“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那样可以“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丈人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另一个故事是《列子·黄帝》所说的,“海上之人有好沤(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这两个故事特别强调了人生于自然之中,宁拙毋巧,人与自然界都必须绝对无机心地相处,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这种生态观念对古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大影响,它的正面意义是始终引导人们追求与自然的高程度的和谐,而其副作用是成了抑制科技发展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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