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406) 在这里，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只有转化为方法论时才能真正地成为人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科学指南，才能成为实践的有力武器，如果仅仅停留在当作背诵的词句，当作一般概念和原理，而不愿意或不善于把它化作方法，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对实践毫无益处。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对此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通常我们讲哲学原理的时候，都要提到它们的实践意义。应该说，所谓哲学的实际意义，就是它的作为认识方法的意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各项原理必须作为方法加以掌握，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2](P7)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就是它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哲学的高度抽象性，人们不可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直接认识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它却可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供最一般的科学指导。然而，在当前的美学理论研究中却出现了忽视方法论科学性的倾向，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一 回顾建国以来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大体经历了认识论美学、实践美学和多元化美学并存的三个阶段。 自50年代开始，不管是老一代的美学家，还是新一代后起之秀，都在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并且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修正自己的美学理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的旗帜下，推动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研究，此间，影响最大的美学观点有四类，即以朱光潜为代表的关系说、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性说、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说、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说。他们通过解读马克思的著作立论自己的思想体系，构成了当时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构成了发生于80年代的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视角转换的基本背景。今天，尽管人们可能不断指责这些理论的许多局限和不足，并在试图作着“超越”这些理论的努力，但我们必须肯定这些研究成果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当代美学理论深入思考的基点。 在上述理论体系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影响力最大，取得的成就也最突出。李泽厚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实践观点立论，高度重视和强调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中的意义，并从而高度重视和强调实践主体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实践美学甚至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权威解释而广为接受。实践美学充分肯定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力量本质化”的思想，奠定了美的本质研究的科学基础，这条正确的研究途径使我国美学界对美的本质问题的理论探讨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践美学从马克思“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一根本观点出发，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在社会实践中现实生成的，社会实践之中自然的人化是主体与客观对象之间审美的以及其他各种关系的共同自由的本质，由此出发“从实践对对象现象能动作用的探讨中，来深刻地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从主体实践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实即从‘真’与‘善’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来看美的诞生”，[3](P161) 认为“美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物的社会属性”，“美是形象的真理，美是生活的真实，真和善在现实生活中，本应是完全一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存在”。[3](P29、32) 由于其理论中的实践观念中忽视了自然生成的物质性基础，导致“目中无物”的片面性，后遭到“后实践美学”的非难也是情理之中的。 固然，实践美学的观点离开了审美主体的特殊的本质力量，离开了特定的对象性关系对审美对象的特殊性，“没有看到审美对象不是一般的人化自然，而是由审美客体的本质同与之相适应的审美主体的本质力量所构成的特定的对象性关系——审美关系规定的对象，把一般当作了特殊，混淆了真、善、美的界限，混淆了审美对象与认识对象、实践对象的本质区别”，[4](P115) 在以“自然人化”说解释美的成因时更为重视人对自然的能动性，而忽视了人的受动性的一面，殊不知，马克思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5](P107) 马克思所讲的“对象化”并不只是能动性的对象化，还是受动性的对象化，人的主动性既来源于受动性，又受制于受动性，人的“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象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显示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主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享受。”[5](P85) 实践美学对自然美等问题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对实践美学的超越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应该的，问题是如何超越。 因此，以“后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一些美学流派，他们以审美活动为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凸现美的个体性、精神性、超越性特征，认为审美是超理性的而且应该是对这种超理性的追求，审美的本质不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运动，因此，他们认为后实践美学的价值就在于对实践美学的超越，就表现在对审美本质超理性的界定上。[6] 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实践”，用“生命”、“存在”等范畴否定、取代“实践”，以此实现对实践美学的“超越”。其理论的建构对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和哲学基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忽视和轻视，殊不知，任何美学理论的构建都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如果缺乏这一坚实的理论根基，貌似惊人的理论大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不堪一击。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不加分析，可能会导致美学理论的研究步入误区。 从以上这两种发展倾向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美学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点都是忽视其理论体系的思想理论基础，即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美学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方法论为武器直接影响到其理论的科学性。 二 不可否定的是，如同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一样，文学也像万花筒般展示出其婀娜多姿，美学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自然是情理之中，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审视文艺、探讨文艺规律并以此为契机综合创新是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健康发展的应有之路，同时，更应该是一个以其所产生与生存的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基本精神为灵魂的多样统一的结构整体。如果这种理论学说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生存的历史环境，脱离了整体或与整体中的其他部分的联系，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层次或某一个部分去界定美学的基本理论与规律，那么，这种理论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片面的真理”，难以全面而科学地揭示美学学科的本来面貌和客观实际。在我国美学理论的研究、探讨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仅仅单一地依据某一方面的认识去揭示美学的规律而忽视了美学所处的整个系统中的相互联系的弊病。如以往在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新时期以来颇受人们青睐的审美的理论范式，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的理论范式，虽然都有理论意义和价值，但只是对美学这个结构整体的某一层面、某一部分的个别的把握，只是对这个整体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界定、一个环节的研究，这个研究仅仅把美学理论的动态结构进行了分解，但缺少再综合、运动和静止地辩证统一，以致出现将本应丰富多彩的美学研究简单地定位于或是政治的、或是文化的、或是审美的本质的理论偏向。显然，能否正确地选择、运用科学的方法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这是能否能够真正实现整合互补、综合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