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所具有的自觉社会意识，使它在认识和实践的各个领域都无以逃避各种道德力量的辖制。人类形体审美意识及其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就具体体现伦理因素的普遍性、响应特定道德观念及其力量要求而言，中西形体审美意识还是有许多同异。 一 中西方人类经历着同样的生活过程，其各自形体审美意识中也常常反映出相似或相近的伦理精神，这首先就表现在它们都包含有“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 中国人在形体审美方面力主“素以为绚”，强调真正美的人体在于归返内心、不饰粉黛的天然本色。如果说，这就是中国形体审美意识的基本伦理精神，则其中已然呈现了中国人对于形体美的总体追求意识，即培养和欣赏形体美不应执着于身体细节的感官享受，而要深入以朴素自然为核心的生活规范，通过对自然身体形式的感受来理性地领悟道德存在。“揽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润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1] 这种对形体美的把握，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达到对道德极境的内心喜悦，“天然去雕饰”而臻于内在心灵的完善。对人的身体形象的观照由此转化为一种对内心道德的朴素要求。 同样，我们在西方世界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朴素为美”的形体审美理想。普洛丁说：“当你在反省自己或观照别人时见到了心灵的伟大，性情的正直，自处的纯洁，一副坚强面孔所特有的大丈夫气，一种镇静肃穆冲虚的心情所洋溢的尊严和谦逊，尤其是那种神圣的理性的光辉时”，“因为它们既然存在又显现出来，所以凡是见到它们的人，莫不说它们才是真正的实在。真正的实在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美”[2]。依据这种形体审美中的道德自觉，西方人力图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而发现道德“无色的光辉”，以为深入于这样的境界则无一不足、无一多余。所谓“天生的丽质，即使洗尽铅华，也无须腼腆”，就是涉入内在道德之境、体照朴素之光的形体之美。而对于认真寻求和感受形体美的人来说，最要紧莫过于领会“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由此得到最高的和神圣的形体审美享受，在理性上切实体会到作为“美本身”的形体美之“朴素”理想“就是一切所依归，一切所仰望，一切因它而存在，而生活，而思维，因为它就是生命、理性和存在的原因”[3]。如此，则一个人“看见肉体美，就不该去追逐，但是如果知道这些肉体美只是镜花水月的幻象，就应该去追求那些幻象所反映的美本身”[4]。 其次，中西形体审美意识共同规定了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的统一关系，强调形体美绝非单纯的肉体形象，还包含有重要的心灵因素。用鲍桑葵的话来总括这一观念的基本要求，即“人体如果不表现人的品质，又何以成其为人体呢”[5]？ 《国语》讲过一个故事：“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宁嬴氏）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6] 这里，身体形式只是“情之华”，即某种外在感性形式，真正的形体美则是“言文相合”，即内在心灵与外在形貌完美统一。所谓“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便分明规定了心灵与身体外形的统一契合关系，单纯追求其中某一方面将产生形体审美意识的分裂。由此，在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深层，中国人展现了特定的道德一统化意识：要求形体审美必须贯彻心灵与身体形式的统一契合，实际就是要求贯彻道德意识于形体美的欣赏和培养，以道德力量及其具体原则为最后的根源和本质。这一点，也恰是传统儒学道德观的明确表示。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已是相当明确的形体审美原则，所要求的是以道德的“善”（仁）支配身体的外在形式。所以，孔子“尽美矣，又尽善”的审美理想，即是音乐审美的主张，同时也灌注在中国人的形体审美活动中，成其为形体审美意识的根本理路。以这种伦理精神规范形体审美活动，则《世说新语·容止》篇中嵇康不但外形上“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心灵方面更是“高而徐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7]，身体形式完善地统一着心灵内部的高拔之美。又于是，在艺术创造中，“貌虽端严，神必清古，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然，有归仰之心”，而不能仅止“贵其姱丽之容”，以“取悦于众目”[8]。 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也一定地坚持了这种心灵与形式统一的伦理本质。“心灵既然是一种神圣的东西，而且，是美的一部分，凡是它所能控制和统辖的一切东西，心灵都使之美乎其美，尽可能参与了美。”[9] 人体不但是物质的存在，也是精神的负荷，它是心灵所“能控制和统辖的”；心灵参与身体形式的培养、追寻形体美的心灵与肉体统一性，就是根本的选择。当心灵之美成形于一种完善道德之境，普照出令人神往的理性光辉；当心灵在冷静纯洁的理性中放射出智慧光彩，人对自身形体的欣赏便不是赤裸裸地实现感性的纯粹享乐，而是对心灵与肉体结合的感性对象的理性发现。至于实现了这种完美统一的人体形象，“非但康强健壮，经得起人生的打击；非但社会的成规和周围的冲突无法束缚他们，玷污他们；非但结构的节奏和姿态的自由表现出一切行为与动作的能力；而且他们的头、脸、整个形体，不是表达意志的坚强卓越，像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便是表达心灵的柔和与永恒的和平，像拉斐尔的作品；或者表达智慧的超越与精微玄妙，像雷奥那多的作品”[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