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膨胀与价值迷失

——诉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美学”何以可能

作 者:

作者简介:
范玉刚,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北京 100091   范玉刚(1969—),男,山东临邑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原文出处: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阐释“新美学”流行的语境及其出场的历史的现实的机缘,结合美学思想史对其作了剖析。大众文化语境中美的内涵及显现形态发生了转向,以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当下社会运作的“组织原则”。就其精神风格而言,它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修辞;究其价值底蕴,这种新生成的美学受制于现代技术(技术—审美的),它借助技术揭蔽的力量大肆流行。表面的审美膨胀掩饰着内在价值的迷失和“乏力”。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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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06)01-0022-07

      当下是大众文化大肆张扬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时期的人如此大规模地制造时尚又追逐时尚,像今天的人这样喜新又怀旧、争先(先锋性)又追后(后现代)。在大众文化流行的都市时空中审美化、艺术化的图像,以一种持续不断的衍生方式包围着人。“日常生活审美化”似乎成为一种现实。理论的旅行使其随着学者的媒体化日趋趣味化、娱乐化、游戏化,学界对以审美化呈现的日常生活更是竞相说话。

      一、“新美学”出场的机缘和题域

      无论对当下时代有着怎样不同的命名,其迥异此前时代的特质十分明显:以高度审美化和世俗化为内涵的“舒适”,成为当下大众日常生活的主导词。相对于经典美学(现代美学)对此现象阐释的笨拙和乏力,一种依附于这种现象生成的“新美学”(“超美学”、“反美学”、“大众美学”等)因对此言说的“有效性”而颇为风行,得到了一些美学家的响应和大众的欢呼。

      (一)“新美学”的历史机缘

      “新美学”早在后现代思想输入中国之际,就埋下日后流行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大师詹姆逊在北大作关于后现代文化演讲时,就具体介绍了大众文化式的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学界乃至某些现实层面已接受后现代理论的世纪之交,某些后现代美学家的思想、理论不但在中国学界有一定的市场,而且在社会大众层面也获得相当的认同。可见,“新美学”的流行有着坚实的现实支撑,它与新崛起的中产阶层的巨型想像和欲望诉求相关联,以其制造的审美时尚和审美趣味,尤其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为依托。

      恰逢机缘出场的“新美学”注定在社会转型期要“大有作为”,人们首先在泛滥的审美文化中感知到它的生命力。当下进入小康的人们似乎被美的现象、符号、色彩和气息所包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 (P1)这些富裕阶层逐渐从消费实物向消费符号、象征转化,品牌消费就是其转型的表征。符号消费在民众中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对此流行的审美风尚和审美幻象,能有效给以解读的“新美学”便应时出场。

      (二)“新美学”的现实机缘

      就现实性而言,“新美学”不单纯是西方文化“舶来品”的挪用,同时也有社会现实本土化的特定吁求。美学这次介入现实是几方面合力所为:

      1.美学学科在新的境遇中为打破僵化体制,应对挑战使其有效言说当下急剧变幻的现实,以及培育新的理论增长点,进行了一次迫切转型重构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激荡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固守审美自律传统的经典美学面对当下现实显得捉襟见肘,为改变自说自话的困窘格局,有效地达成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与良性互动,美学研究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领域成为学科重构的必然。惟此,大众生活中的大量审美现象、审美符号及视像化景观等才进入美学研究视野。一是在多元共存、共生语境下,把作为最新“舶来品”的西方后现代美学理论由学术资源转化为思想资源,以切近中国当下现实的重新语境化,经由调适以纳入美学学科重构中。在中国受到瞩目的西方后现代美学家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确信日常生活审美化(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因而美学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他的策略是超越、突破艺术哲学的范围,“返回”鲍姆嘉通“感性认识的科学”的美学原初含义上,把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美学概念的扩充联系起来以涵摄日趋审美化的现实。“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今天的消费者“实际上不在乎获得产品,而是通过购买使自己进入某种审美的生活方式”。审美化不仅关联于消费还向纵深方向发展,“首先,锦上添花的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其次,更深一层的技术和传媒对我们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其三,同样深入的我们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面的审美化;最后,彼此相关联的认识论的审美化。”[2] 这样审美化就从外到里裹挟了当下的日常生活,以致他认为审美化与理性化一道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因素。

      2.大众文化的流行及全球性大众文化互动,使凸显扮饰美的审美时尚蜂拥而起,加之制造时尚的文化产业的强力影响,成为这一思潮风行的又一力量。大众文化具有制造“幻象”的极强能力,置身“幻象”和各种审美化视像冲击中,现代人的生存似乎被泛滥的“物”和“形象”包围,各种各样的酒吧、咖啡馆、健身房、视像、广告、时装、商品包装、肥皂剧和流行歌曲及网络冲浪和游戏等不仅日益渗入、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一部分人塑造自身道德、价值观和认知行为准则的主要源泉。时装表演、选美比赛、广告策划、多媒体等融入了足够多的艺术成分和想像。抹平实在与幻象差异的大众文化导引着大众对符号、品牌的消费,使大众误以为真地进入了消费社会。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下,大众误把“幻象”当现实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文化视像的俘虏,沉溺于审美幻象而放弃思考和抵制平面化价值的侵蚀。自上世纪末,现代都市舞台上正演绎着青春、时尚和奢华的乐章,大众激情四射的感官书写着欲望的满足,“新美学”诉求的理念通过“反英雄”、“丑角”、“戏说”、调侃、肉身性等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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