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030(2006)02-0033-06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在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认为，“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时间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1]。事实上，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历史，经典马克思主义也非常重视历史。这个判断同样也极为适合美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詹姆逊的学术研究，他在其《政治无意识》的开篇就标举“始终历史化”，并把历史化贯彻到包括其美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研究，形成了有特色的历史化美学阐释理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的优先权 不同的人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就形成了各自的历史观。人们对历史的定义虽然有较大的差别，但也有其共性。具体而言，狭义的历史主要是就历史事实而言的，指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和活动，也指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从符号层面上讲，它指的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记录和阐释，即历史叙述(或历史学)，它主要包括历史叙述的类型、原则、方法等内容。在自然界的生物中，只有人能创造和改变历史，因此任何历史事实只有对人才具有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指历史意识，是人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的感受、看法，常常包括历史观、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等。历史意识受制于对时间范畴的认识和理解，对过去的认识可以影响到对现在、未来的理解和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2] 145中，詹姆逊把历史观分为四种，并予以分析：(1)文物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视为文物，认为它们只是客观事实，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历史观依赖于经验主义，否认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詹姆逊认为，这种画地为牢的研究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首先客观事实本身便是观念的重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其次认为过去的历史事实与现实没有关系，反对用任何理论进行解释，这只是反映了一种理论姿态，但事实上并不能抹杀其隐含的理论运作，这种研究经常把客观事实因果式地归结为经济基础作用的结果，只看到构成其原因的经济和物质因素。事实上，这恰恰暗合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种意识形态。(2)存在主义的历史观。这是一种“对待过去的第一个有真正实质的理论立场”[2] 154的历史观。它强调体验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研究主体要与过去的历史现象接触，一方面主体要搁置其他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中去，进行欣赏和再创造，以其多义性和丰富性展示历史的存在，它还重视历史研究对于现在的意义，历史对现在的召唤是人的基本经验，也是历史研究的动力。这种历史观以狄尔泰及其“生命哲学”为基础，这使历史获得了某种统一性，从而不致于使历史学家的感受沦为片断性的印象，但也恰恰因此形成了某种预设，这便形成了存在主义历史观的意识形态性。德国生命哲学认为，人类的象征行为是无限多样的，这种潜能展现了人的非异化的本质，尽管任何个体都不能完全拥有这些潜能，但历史性的经验能够给现在提供有关无限潜能的想象，这实际上预示了超历史的“人的本质”，由此也形成了存在主义历史观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阿尔杜塞为代表)曾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本质，我们也应该以此来理解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3)结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关注历史对象及其逻辑，它倾向于把过去的经验压缩为某些基本的类型或系统，从而研究历史存在表层下的深层意义，及其投射出的文化结构类型。从历史上看，这些类型主要有心理学型、风格型、文化类型等，马克思主义主要以生产方式的类型来划分历史。(4)尼采式反历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恰好与文物历史观相反，它否认任何历史事实的存在及其确定意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文本，这是我们囿于意识形态而无法突破其限制的结果，因此人不能认识历史的真相。[2] 152-185詹姆逊认为，虽然历史有文本性，但文本性不是历史的一规定性，而且意识形态并非完全遮蔽了真理。因此，如果据此完全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及其可阐释性，这同样是错误的。这种历史观主要肇始于尼采，在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中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德勒兹、利奥塔便是其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詹姆逊正是在对前四种历史观的评论中逐步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意义，并通过比较这四种历史观得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历史主义困境的克服：“它修正了我们前面描绘出的循环圈；它假定一个既是相同又是差异的模式；它生产一种结构历史主义，这种结构历史主义取消了存在历史主义的力必多机制，把存在主义的力必多机制置放到一个比结构类型更为令人满意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逻辑概念之中。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中找到。”[2] 186事实上，詹姆逊也是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主要思想资源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阐释框架的。 生产方式：历史化美学阐释的核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解释：社会存在是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能产生出特定的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处于意识形态中离经济基础较远的层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都认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细分起来因果关系又可分为机械式因果律、表现式因果律和结构式因果律。阿尔杜塞对它们进行了具体分析，詹姆逊在这个思路下对阿尔杜塞的观点进行清理，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设铺平了道路。 机械式因果律通常以物理世界中机械作用的观点来看待因果关系，认为某种结果是某种原因直接作用的产物，强调因果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因果律使人类产生了对科学的绝对信任和人能够认识世界的乐观态度，机械式因果律曾一度支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并引起不良影响，被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这种研究模式主张找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具体到美学研究即要找出美学中反映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前苏联和我国现当代美学研究中，这种批评模式曾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詹姆逊基本否定了这种批评模式，承认它因忽视众多中介环节而难以适应目前的研究，但仍肯定了其局部的合法性，即有助于克服阐释的随意性。 表现式因果律“通过把各种层次的东西看成是隐蔽的、单质的表现而将其联系起来，这个单质就是一个概念或一种精神”[3] 270。它类似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可以具体地分散在该时期社会的各个领域或层面，以及不同形态的文化产品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表现式因果律认为经济关系或经济状况是隐藏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背后并决定他们的最终本质，该时期社会的各个领域或层面都是这种终极本质的具体化表现。与表现式因果律相关还可以生发出文学艺术等审美形式的合法性问题。根据表现性因果律，审美、文艺都是经济基础的具体展开和表现，那么其特性和作用又该如何理解呢？这都是表现式因果律应该回答的。詹姆逊看到了表现式因果律的缺陷，在清理其缺陷的过程中，他部分地认可阿尔杜塞的观点，但又对阿尔杜塞的观点持谨慎的态度。实际上，阿尔杜塞的著名论断——“历史是没有目的或主体的过程”——便是对表现性因果律的直接挑战，这不仅否定了宏大叙事的目的和历史主体，而且也不承认文本背后的指涉物，这有可能从根本上否定阐释及其作用。但对詹姆逊而言，作为“缺席”的原因，历史不是文本，但文本是接近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文本背后的指涉物是存在的。阐释便意味着对文本进行还原，使我们接近文本化的历史或真实。这样，阐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可行的。通过这种方式，詹姆逊对阿尔杜塞和后结构主义进行了强行改写，同时又吸收了他的某些观点，但正是在这里，詹姆逊与阿尔杜塞出现了分歧：对于前者，它指的是文本背后的指涉物；对于后者，它指的是结构。这种结构便存在于结构因果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