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汉画像石艺术的研究方面，尽管不乏厚重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应看到，研究者的著录、摹刻和考释还大多停留在画像石本身，对于深隐在汉画像石艺术背后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例如生态美学等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爬梳和阐释。事实上，汉画像石作为自然灾害频仍历史时期的墓葬装饰艺术，确实蕴涵着极为丰富和极为宝贵的生态意识。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于克服近百年来西方主客二分认识论模式给我国生态美学研究带来的束缚，实现生态美学实质意义上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汉画像石艺术所凸现的生态智慧，还可以为当下消除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营造美好的生存环境，提供有益参照。 刘汉皇朝践祚四百余年，发达的政治、经济、哲学和科技尽管在我国古代史册上曾留下了重笔浓抹的锦绣华章，但是，此伏彼起的兵燹战乱在对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对生态资源也往往造成致命性创伤。急剧飙升的人口数量和人们对于土地、林泽资源所实施的掠夺性开发，使天时的润泽和山川的恩惠很快在许多地区化为乌有。汉代的自然环境渐渐变得脆弱不堪，调节生态和遏制灾害发生的能力大为降低，自然灾害在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蔓延不息。据邓云涛《中国救荒史》统计，“灾患之作，竞已达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蝗灾五十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风灾二十九次，大歉致饥十四次；疫灾十三次；霜雪为灾九次。”[1] (P11)“仅次于年年有灾，略多于隔年有灾。”[2] (P80)“寒气错时，当温而寒”、“盛夏多寒”、“湖沼淤涸”、“覆沙飞扬”等表现灾异的词句更是充塞于前后汉书的字里行间。有着灵感思维特质的古人，其生态意识也在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对风调雨顺的期盼中逐渐觉醒，使他们迫切想与自然环境和宇宙万物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协调、相互依存的关系。汉画像石艺术所具有的生态质性就是在人与自然一体文化心理的促使和作用下，以诗意的情怀去体悟自然环境的结果。 汉画像石艺术的生态旨趣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谐和阴阳意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认为，阴阳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是自然界中万事万物化育的根本原因，阴阳的对立统一与和谐平衡是人类享受生活欢愉的重要基础。作为人类的生命本原，人只能与之相合相谐而不能相克相胜。人作为阴阳的直接化育之果，与阴阳一体共生，其生存发展难以离开阴阳这一母体。人的愿望和福祉只有在与阴阳相合相谐中才能实现。人的这种“类本质根性”已深入骨髓，在画像内容的设计及画像位置的设置上，总是体现出一种对阴阳的依附性与谐和性。汉画像石艺术中的天象图就形象生动地表征了这种阴阳印象。考察汉画像石艺术中的星象图，其显著特征便是尾宿总和月亮共处一石并同时出现在女性墓葬中，而男性墓中则常刻大明、神虎。月亮为阴，大明为阳，“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3] (P25)尾宿近心宿，代表女性，《史记正义》曰：“星近心第一星为后，次二星妃，次三星嫔，末二星妾，”[4]“在朝喻后妃，在野指主妇。”[5] (P115)《风俗通》有“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的判断。由于虎为阳物，与太阳同属，故刻绘有阳乌与神虎的画像石常被置于男性的墓室中。唐河针织厂出土的夫妇合葬画像石墓，女墓室顶刻绘有月亮尾宿，男墓室顶刻绘有阳乌神虎，当是与阴阳相谐的佳品。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来的汉画像石艺术及其创造活动，不仅在与自然环境相契合的领域充满激情地畅想着诗意的地下生活，而且在文化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轻松地步入了以具体、常见的视角感受图案来直接隐喻阴阳文化性结构的天地。“柿蒂纹”是四川、江苏、山东等地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图案，泸州市大驿坝1号墓、南溪县长顺坡3号墓、江安县桂花村1号墓、绥德穹窿墓、嘉祥象山墓等都出土有这种图案。“柿蒂纹”用连线沿中心点将空间一分为四，每根线的末段都由尖角指向无限的远方。据汉画像石图像志研究，这是一种阴阳象征符号。尖角所指，表示阴阳的无穷和无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 (P188)这种立足一点向外扩展图式的大量出土，即说明阴阳作为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核心，已经渗透到古人情感心理的方方面面，从而在汉画像石艺术的创作中自觉地体念和表达某种同阴阳更为直观、广泛的联系。 古人认为，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音乐为阳，礼仪为阴。因此，春夏祭祀时为利养阳，一般舞乐齐备；而秋冬祭祀时为利养阴，常常无舞无乐。《礼记·郊特牲》曰：“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说的即是此理。察究汉画像石艺术，不难发现，墓凡建于春夏之季者，即有乐舞场面；墓若建于秋冬季节，一般无乐舞场面。汉画像石艺术这种与生态本原相一致的文化性存在，在为墓主及其亲人的各种幸福欲求提供心理保障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理辩气厚、义深意远的审美能力。 2.万物循环理念。由于人与世界万有皆由阴阳化育，因此，尽管它们各有其种属，“不形相禅”，但仍然“始卒若环”[7] (P240)。在这一环链中，虽然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具有其他动植物所没有的功能和智慧，但是，从生态哲学看来，由于它们属于同一个生命本原，因此人与万物均为生物链上的一环，地位同等，在参与生物环链的物质循环时与其他生物享有相同的权利待遇而不应特殊。汉画像石艺术最重要的生态理论价值，便是将人与世界万有一道纳入了生物链的循环，通过对从生命到生命的无穷物质循环过程的展呈，着意凸显了人的生态本性中跟万事万物既异又同、须臾相连的一面。画像石显示，由于人类的辛勤劳作和大自然的慷慨赠予，鲜嫩的植物和甘醇的果实育肥了鹿、鸟、马、牛等动物，这些动物被更加凶猛的食肉动物如虎、豹、狼、鹰等吃掉，而虎豹狼鹰却又在席卷大地的狩猎狂潮中被烹饪成美味佳肴进入人的肠胃。在1994年南阳市达士营村出土的“耕耘”画像石上，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过程。[8] 人的这种环链生态本性，除《东观汉记·世祖光武帝纪》有所记载外，其后的古籍也多有描述。例如陈寿《三国志·魏书·高柔传》和裴松之注《魏名臣奏》所载录之高柔故事中，高柔对于禾苗、鹿、狐、狼、虎诸方面关系的分析，即是关于生物链的早期认识。古人对于生态环链性认识得如此深刻，是汉画像石艺术形象地表现它的基础。汉画像石艺术表达了一种与历史记载完全一致的美学语汇。另外，从阴阳出发，汉画像石艺术显然是把宇宙分为日月星辰的天上世界、神禽瑞兽的仙人世界、山川生物的人间世界和魑魅魍魉的冥府世界等4个部分来表现的。这4个世界在人的想象中不仅被统一在一个大的图式中，而且它们各得其所，各有分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有机完整的宇宙空间。人类只有从生态环链性的角度来界定自己的本性，把自己的权利欲望严格限制在所处环链的范围之内，“无为而为”、“自然而然”，与世界万有保持密切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闪烁出科学的亮花，才能跟生态存在论哲学的“普遍共生”、“内在价值”观念相契合，人也才真正具有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