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4-0117-04 社会和文化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系统。社会生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不同的审美文化，不同的审美文化都有不同的审美规范和审美价值观。脱离了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就无法理解审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解释某一种审美文化的特点以及审美规范的来由，就必须确定它在整个社会系统运转中发挥的功能。只有把审美文化现象放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放到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够说明它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 一、审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经济是一切文化包括审美文化得以存在和得以更新发展的基础。首先，经济的发展改造了人的生存环境。经济的发展使相当多的人摆脱了笨重的劳动，使劳动本身以及劳动产品获得了审美的性质。为求得温饱而进行的笨重劳动本质上是不自由的劳动，这种劳动很少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运用，就是劳动强度的降低和劳动效益的提高，因而使劳动有可能重新变成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具有了审美的性质。其次，经济的发展更新了人的观念。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社会生产的模式逐渐地由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进而发展为现代化的大生产，生产和交换的空前发展为人们带来了一个见所未见的大世界。当人们充满自信地闯入周边世界的时候，他们告别的不仅是小生产式的小集体，而且是整个旧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经济的发展必然造就能够接纳各种现代观念和信息的新人。再次，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即经济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审美文化实际上基于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毫无疑问，审美关系从属于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对审美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经济的繁荣往往影响到一个时代审美文化的兴盛，如盛唐时期审美文化的繁盛与那一时期经济的繁荣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关系的状况也可能影响到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审美文化的性格特质及价值取向，如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我国资本主义因素的逐渐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扩大，审美文化中出现了新的审美价值观，市民文学成为那一时代审美文化中的独有特色，《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实际上构成了当时广泛的市民生活的社会图画。 当然，经济的发展并不直接影响到审美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不等于审美文化的兴盛。从经济到审美文化，这里还有一个中介的问题。意识形态不直接反映经济基础，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社会心理。只有在人类初期，当人类社会还没有出现社会分工的情况下，意识才直接反映经济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 (第1卷，P30)后来社会出现分工，社会组织趋于严密，有一部分人脱离了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精神生产。他们通过把人们零碎的日常思想意识进行加工提炼、演绎归纳，社会上这才出现了具有系统形态的思想意识形式，即意识形态。但这时候意识形态已经不能直接反映出经济基础的状况了。因为，“它不是直接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在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这些关系决定着心理。”[2] (P442)所以，“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和分析，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1] (第1卷，P272-273) 审美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审美文化作为社会因素之一，它的状况对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反作用。恩格斯在晚年明确地指出：“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东西。”不过不应当忽视，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 (第4卷，P732)这就是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审美文化的发展可以为经济的繁荣提供精神动力，为经济社会塑造出既有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既有理智又有情感，既有工作能力又善于生活的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并且凝造出一种积极进取、奋发昂扬、生气勃勃、自由和谐的社会氛围。消极方面，审美文化的不健康因素可能会败坏社会的情感氛围、延滞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我国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为那个时代错误的经济政策作吹鼓手，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心急气躁的经济莽汉，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大放卫星”的造假之风。再如南北朝时期的南陈和南齐，“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3] 之所以有“亡国之音”，是因为这种音乐作为审美文化，它必然要影响到人的精神状况，影响到人的斗志，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最后影响到经济基础，导致社会体制的崩溃。 二、审美文化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审美与宗教的关系，历来就十分密切，在很多情况下，宗教信仰的伟大时期也通常是伟大艺术兴盛的时期。审美与宗教之所以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因为它们在心理根源上的联系。宗教情感与审美感情一样，都是对人生的幸福和积极进取力量的充分肯定。宗教在显露意义、未来与无限的可能性时，展示了人的精神本质和人类生存的深层目的。当人置身于宗教仪式、宗教殿堂和神的形象面前时，就会滋生出一种人与宇宙、与最高权威合二而一的崇高感情。人类自身的最高潜力也在这种神性的体验中得到了实现。这样一种感情，同审美感情一样，远远高于日常生活的感情。因为它把人带入一种超脱的迷狂境界，进入一种脱俗的心理状态，使人在想象中得到安慰、满足和激励。正如贝尔所说：“艺术和宗教是人们摆脱现实环境达到迷狂境界的两个途径。审美的狂喜和宗教的狂热是联合在一起的两个派别。艺术与宗教都是达到同一类心理状态的手段。”[4] (P62) 从认识的根源上看，宗教与审美都是人对周围世界和社会生活现象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又不以外部事物的物理本性为转移，而是以想象和内在感情为转移。宗教与审美的功能都在于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二者都以表现人类的自我意识为最高目标。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充满着人对现实生活中不能认识的神秘力量的想象，这是对人类在现实中遭受的苦难或达不到的理想的抗议和慰藉。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 (P453)在这一点上，审美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们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心理根基是相通的；它们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最终的指向是相通的。大概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马克思才把艺术和宗教划归一个领域，即与科学相对立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