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6)02-0107-07 “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有错误的，脱漏的，我再修补，尤希望读的人替我纠正。”[1] (P397)这是蔡元培在1922年《美育实施的方法》中所发出的感叹与呼吁。 作为曾任民国第一位教育总长并且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教育界泰斗人物，对于美育倾注了如此心力，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学识广博的蔡元培在主持北京大学期间作为教授亲自讲授的惟一一门课程，就是美学。有人以蔡元培关于教育的议论精粹编写《新论语》，言下之意是把蔡元培比作当代“孔子”，无论这种比喻是否恰当，至少说明蔡元培在现当代中国教育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社会中，在当时那种由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关键时刻，有这样一位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大力倡导美育、普及美育，实在是北大学子和国人的荣幸。 提到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主张，并对此进行诸多分析评论，甚至因为美育对于宗教不具备替代的作用，认为蔡元培的观点过于理想化而忽略了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整体精神与精华。 在我看来，从今天我国国民整体素质与美育的发展状况看，有必要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主旨、尤其是它的当今意义给予重视。本文将对蔡元培美育思想在现当代美学中的重要地位与今天的现实意义进行论述。 一、突出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位教育家，在蔡元培几百万字的全集中，他最集中论述的有关教育的问题就是美育。他是把在中国普及美育当作一个毕生不懈努力的事业，把培养中国人健全的人格与艺术化的人生当作终生追求的理想。 实际上，在蔡元培于1912年民国政府创立之初就任教育总长之日起，就开始致力于美育在中国的倡导与普及的毕生事业。同时，在进行由旧教育到新教育的改革举措之初，即把美育列入了新教育的总方针之中。1912年2月11日出版《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文件，乃蔡元培任职后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对新教育之意见》，在这个可以说是施政纲领性的文章中，他论述了美育在新教育中的地位，美育的内容和作用，美育在中外历史上的发展，美育与其他几种教育相辅相成的关系，美育在教育中应该占的比重等问题。① 在他看来，美育在教育领域是具有与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德育教育、世界观教育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上述几种教育也往往经由美育教育而实现，他说：“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心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厉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2] (P5)他用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明了美育在这种五种基本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2] (P6)由于处在旧、新教育的改变之中，蔡元培这里没有直接使用德、智、体、美的表述，但从整篇文章的论述中明显可以看出，所谓军国民主义，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公民道德相当于德育。 在发表了《对新教育之意见》后，同年7月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3] (P16) 在后来的教育生涯中，蔡元培只要有机会主义就要提及美育的问题，无论大小场合，尤其是在各类学校的讲演中，美育都是他自始至终强调的一个主题。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也总是将美育放在与德智体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以深厚的美学研究为美育的理论基础 在蔡元培的所有论著中，涉及美学、美育和艺术教育的论述和文章大约有七、八十篇之多，而集中讨论美学与美育问题的也有近三十篇，构成了中国近代一个比较完整的美育理论体系。 蔡元培的美育理论体系是以他深厚的美学修养和理论观念为根基的。蔡元培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学者之一，同时进士出身的他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他自己多次强调了对艺术的热爱②。除了在北大主讲《美学》课程外，他还写了一系列美学理论、美学史、艺术史方面的研究性与介绍性的文章，最主要的论著包括：《哲学大纲》(1915年1月)、《华工学校讲义》(1916年夏)、《康德美学述》(1916年)、《美术的起源》(1920年5月)、《美术的进化》(1921年2月15日)、《美学的进化》(1921年2月19日)、《美学的研究法》(1921年2月21日)、《美术与科学的关系》(1921年2月22日)、《美学讲稿》(1921年秋)、《美学的趋向》(1921年秋)、《美学的对象》(1921年秋)、《简易哲学纲要》(1924年3月15日)、《真善美》(1927年)、《美术批评的相对性》(1929年4月28日)、《中国之书画》(1931年10月)、《〈美学原理〉序》(1934年10月15日)、《文学在一般文化上居于怎样的地位》(1935年5月18日)、《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1935年5月18日)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对美学问题的讨论非常全面。 首先，对美学研究在哲学中的地位，他给予了论述。在《哲学大纲》中，他把哲学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部分，而在价值论中包括道德、宗教思想和美学观念三个方面。在他看来，哲学分为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两种，美学属于精神哲学。美学与科学、道德是相对待而存在的：“美学观念者，基本于快与不快之感，与科学之属于知见，道德之发于意志者，相为对待。科学在乎探究，放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乎赏鉴，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是吾人意识发展之各方面也。”[4] (P339)这在当时大多数人根本不知“美学”为何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启蒙，尽管他所用的基本上是德国古典哲学体系，但在内容上加入了许多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动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