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给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负效应，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如何自觉地消解市场经济带来的异化，减少付出的代价呢？也许以“立美宜人”为根本旨归，通过“审美博弈”的方式，对市场经济给予关照是消解市场经济负效应一条可行、有效的进路。 一、市场经济产生的异化、付出的代价及原因 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确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主要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之间的矛盾、收入分配差别的矛盾、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等[1] (p.3)。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看，上述矛盾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是：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出现与蔓延，出现了“一切向钱看”并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人自身价值的价值取向；人们对“生命、生活、生存”意义的相对漠视，信念、信仰、信心的缺乏，浮躁、短视心理的突现与心态的失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重关系的变异与错位；对发展的片面理解，盲目的“GDP”数字崇拜，片面的“效率优先”的追求；缺乏人文关怀的市场游戏，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等。这些异化的产生、代价的付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从客观原因上讲，首先是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客观必然性造成的。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与对人的终极关怀统一起来，确定为“人类解放”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p.273)。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的。而“人类解放”的彻底实现，需要经过“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的联合体”三大历史阶段。就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在整体上和典型的时代特征上正处在第二个阶段的进程中。就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市场经济”是同一的。在这一阶段上，人虽然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多方面的欲望、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各种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等的全面关系，但与此同时，却形成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生存意义的异化，极端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蔓延，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地扭曲与错位等负效应。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异化、付出的代价，正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负效应的客观反映。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引起全面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会必须有选择地把主要力量放在优先解决的主要问题上，而使其他问题的解决不同程度地受到延滞，这就意味着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着代价的付出”[3]。在20多年前，当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物质产品的极度匮乏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普遍窘困，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与其他的后发型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一样，天经地义地把追求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并将以“数字”为标志的快速数量增长置于至上的地位。 从主观原因来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它既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异化的极端形式，又要选择与资本主义具有共生性的市场经济形式，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对其认识、理解的难度和实践本身的艰巨性。因此，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理解以及实际导向上就难免出现偏差。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理念、导向与宏观的战略决策与具体的策略选择上，对人的“终极关怀”纬度的缺失。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中，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并将“经济增长”等同于“数字增长”的倾向十分严重，存在着经济增长至上论和对GDP的盲目崇拜，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的质量。如果说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初期，这种倾向在客观上具有某种必然性，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倾向就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产生异化、付出代价最主要的主观原因了。这一倾向也体现在企业的短期发展策略中，表现为经济利益至上、数量至上、重速度、轻均衡。另外，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非渐进式的变革，再加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形成的巨大现实反差，大众在心理准备上严重不足，便造成了大众在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方面的缺失与变异，表现为生活意义的丢失，物质和商品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人的目的、盲目的经济冲动等等。 二、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可能与必要 关于对市场经济审美关照的可能与必要，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将其转变为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关系问题。关于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关系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有的学者以“立美意志”对人类本质力量进行了展望，提出了生产力臻美阶梯、生产关系臻美阶梯的构想[4] (pp.136～141)，也有人从“经济学和美学在新世纪的崇高使命”的角度，提出了大美学观和大经济观相辅相成、互补共生的观点[5]。我们这里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两个层面进行思考。 从人的本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层面来看：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经济学与美学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不仅在历时性的过程中趋向统一，也能在共时性的“异质重构”中达成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本人对美的问题经典性的论述总是与经济问题的思考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己本身看作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6] (pp.50～51)可以说这是人们公认的马克思关于美的问题最经典的论述，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指出：这也是马克思关于审美活动与经济活动内在联系的最经典性的论述。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活动中的人”在“人的活动”即实践活动中既要按照由客观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外在尺度”去办事，也能按照体现人的“内在尺度”的美的规律去办事，而“人的本质”恰恰就体现在这“两个尺度”的统一，也就是坚持客观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美的规律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