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6)02-0049-07 詹姆逊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武器，吸收了其他思想资源，介入了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讨论，形成了独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同时，作为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艺和文化的研究，也建立起了系统的后现代主义美学思想。本文从他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入手，分析他的后现代美学思想的建构、思路和得失。 一 在文化变迁上，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随着现代主义文化的衰落而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要谈论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如下的假设，认为在五十年代末期或者说六十年代初期，我们的文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1] (P421)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互动关系出发，詹姆逊把这种断裂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状况的变化：社会性质由垄断资本主义转型为多国/跨国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这种变化是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因，其中高科技、消费社会、跨国资本运作和政治等因素都构成了产生后现代主义美学的现实根据。 多国资本主义也被称作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媒介社会、消费社会、景观社会、信息社会、电子社会或高技术社会。该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科技达到最充分发展的时期，高科技的深入而广泛的发展造就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独特语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录像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导致了信息、媒介的高度发展和膨胀。以电视机、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再生产技术逐渐成为技术的主流，这种技术具有内爆性和平面化的特点，这也对社会现实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高科技日益走向家庭，走向日常生活，从而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相伴的是广告业的长足发展，电视广告以其新颖、快捷、引人入胜的视觉享受成为消费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广告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化发展的方向。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认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甚至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跨国资本的扩张，跨国资本取代垄断资本成为资本运作的主要形式，与之相伴的是跨国公司、跨国商业、新的国际劳动分工、金融和证券交易的国际化及资本的全球流通。为了自身的利益，跨国资本甚至能够超越单个国家的利益，这意味着垄断资本的扩张向纵深和全球的规模发展，它能够借助于跨国资本联盟的力量，为本公司和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殖和再生产为转移。换言之，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难以察觉的资本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将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2] (P93～94)资本运作的这种新特点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并反映到文化领域中。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更高级和更纯粹的时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商品的渗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资本已扩张到此前没有被商品化的许多地区。商品生产的观念大行其道，商品逻辑促使人们不断生产出新的产品，力求以最快的速度赚回生产成本，并追求利润最大化，商品的逻辑成为所有生产的逻辑，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生产的动力、依据和合法性的标准。由此，文化生产成为了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影响到自然、审美和人的潜意识等领域。而且，随着世界上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纷纷联合起来，导致了第三世界整体力量的发展，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但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受到新殖民主义的威胁：经济上无法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政治上经常遭受压迫和排挤。而且新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剥削更隐蔽、更深刻，并强化了对文化的渗透。这使晚期资本主义在商业和政治上有了新的变化。在美国，20世纪五十年代AFL和CIO两大工会开始联合起来，由对立转而宣布放弃政治斗争，这种转变无疑强化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观念。同时在商业形式上，新的企业纷纷涌现，其规模往往大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它们的目标是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国际合作推动和平事业，多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的横向联系，在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加强和扩大了文化交流。这样，从政治、商业形式以及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同于此前资本主义的特点，而社会存在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文化上的变化，詹姆逊在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从宏观上来把握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整体变化。他着重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而这种社会状况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与有的理论家仅在文化层面解释文化的研究思路不同，他强调从社会环境出发来考察文化现象。这种学术视野使他能够通过许多社会现象来揭示文化的特点，从而克服了那些仅仅在文化领域内画地为牢做法的片面性。 每个时期的美学不但与这个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产生了这个时期的主体及其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因此，要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美学，就需要把这些美学还原到该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特定的主体及其生活世界，从新的情感、意识和经验的方式中寻找审美现象的变化和原因。这也是詹姆逊研究后现代主义美学的思路。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置于社会和历史中进行考察，从其发展的逻辑风格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审美特征。借他的原话，就是：“一，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度感’不但能在当代社会以‘形象’和‘幻象’为主的新文化形式中经验到，甚至可以在当代‘理论’的论述本身找到。二，因此，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与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退而有所变化。三，自从拉康以语言结构来诠释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以来，可以说，一种崭新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已经形成，并且在一些表现时间经验为主的艺术形式里，产生出新的语法结构和句型关系。四，后现代文化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我称之为情感的‘强度’；而要探索这种特有的‘强度’，我认为可以追溯到‘崇高’的美学观的论述。此外，我们还得把后现代的文化特色与同一个历史阶段的新科技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一在结构层面上指出。而科技本身，更可以进一步放在全球性的经济体系里去解释。五，最后，我还会尝试去分析建筑空间和空间经验，借以探讨后现代文化的一些具体变化。六，在最后总结时，我会提到在晚期资本主义跨国企业的统治之下，我们处于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空间里，该如何看待的政治性问题。我会问，政治性艺术的使命到底是什么？”[1] (P433) 二 伴随着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来临，人的感观、意识和情感等经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后现代空间对人的经验的塑造，这也是产生新的主体的原因，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正是这种主体和新的经验方式的产物。此外，后现代主义美学也是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导美学，也需要通过与此前的美学相互联系起来看待。 时间和空间是人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参照，也是塑造人的感观方式的重要因素。与现代主义文化注重时间相比，后现代主义文化更为注重空间。詹姆逊把空间分为欧氏几何空间、帝国主义空间和后现代空间，它们分别与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和后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对应。在欧氏几何空间里，个人经验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适应的；在帝国主义空间里，已呈现出分裂性的特点，即个人经验与体验环境的适当方式之间出现了断裂；在后期资本主义中，这种分裂更为严重。后现代空间就是詹姆逊所说的“超空间”，“超空间”使我们的身体丧失了掌控自己的能力，感官难以感知周围的世界，思维缺乏有效地判断和反映事物的能力，它拆解了“形而上学的深度”和“批判的距离”。其结果是，我们只能无能为力地迷失于空间之中。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超空间”比实际存在的空间还要“真实”，它是“一个充斥幻影和模拟的空间，一个纯粹直接和表面的空间。超空间是空间的模拟，对它而言，不存在原始的空间；类似于与它相关的‘超现实’，它是被再现和重复的空间。可以说，超现实比现实更现实；它没有事物本身肮脏的物质性，却可传达对事物的感觉、事物的‘物性’”[3] (P172)。这样，复制性便成为“超空间”的前提：“超空间不是能够被复制的某物、空间或对象。相反，它是必须被复制的东西，如果不被复制，它就不存在。后现代超空间开创了一种新的空间范式，而我们作为主体迄今还没有与之相配的任何感觉或感觉器官。”[3] (P172)处于这样的空间，人们的主体、感知方式和经验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要受到“超空间”的重新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