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常我们都说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但在西方美学史上却一直存在着侧重于感性还是理性的两大派别：前者重感官愉悦，后者重人格提升。康德虽然重在后一方面，但与以往的理性派美学家不同，其总的趋向是力求把两者统一起来，这不仅是他个人独具的研究思路，而且也集中融合和体现了自古代到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 康德研究美学的出发点是“人是目的”，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他是“自在自为”的，他不仅能“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也就是说，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具有反思和评价的能力，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知道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应对社会承担什么义务和责任。前者让人只停留在经验的世界，后者则把人引向超验的世界。这样，就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中经验与超验两个层面，而审美也就被看作是沟通两个世界，使人从自在的、感性的人向自为的、理性的人提升的一个中介，目的在于不断把人引向自我超越。 审美何以会具有这样的功能？这个思想应追溯到起源于东方神秘主义和希伯来宗教文化中的信仰主义（fideism）。信仰主义者由于确信神的伟大和神圣，为求神的福佑而把自己完全依附于神、归属于神，所唤起对神绝对忠诚、无比虔敬、无私奉献的内心体验，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把自己寄托于超越实体的形而上学的情怀。这思想曾对柏拉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受了希腊北部色雷斯地区所流传的源自东方的奥菲斯教的关于灵肉二分思想的启示，把肉体、现实的看作是暂时的，只有灵魂、精神的东西才能获得永恒，因而也就把美的本原追溯到超验的、理念的世界，不过在古希腊文化中，似乎并不占据优势。希腊文化虽然也是从神话、宗教发展而来，但是在希腊文化中，神却被理解为宇宙万物的“第一动因”，是“致动而不被动的永恒事物”①，而被纳入到认识论探讨的对象，因此一开始就有着较浓厚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色彩，从而使得它比较偏重于尘世生活而少有对来世的承诺等精神安抚方面的内容。这突出地体现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统中。到了希腊化时期，随着希腊版图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国家和波斯一带，也使得东方的希伯来文化倒流到希腊。希伯来文化的精神是以犹太教为核心的，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原罪”和“救赎”，它把人看作是一个负罪之身，认为只能按照上帝的意志，一心行善，才能洗清身上的罪恶，得到上帝的宽恕和庇护，而重新回到“天国”。它的精神与柏拉图主义极其相似。所以，后来经过斐洛和普洛丁的研究就把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为一体，而发展为后来的基督教，从而使得裴洛被恩格斯认同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基督教在继承犹太教传统的基础上，由于吸取了柏拉图的灵肉二分和斯多葛学派的宿命论与禁欲主义的思想，更是把肉体看作是罪恶的渊薮，说灵魂与肉体的结合是一种堕落，只有消灭肉体的欲望，把灵魂完全托付给神，才能获得拯救。这使得基督教文化不仅与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相悖，而且比犹太教、“比《旧约全书》的信仰更为强烈”②。 希伯来文化的迅速被西方文化所融合吸取、以及基督教自公元一世纪之后在欧洲的迅速流行，除了满足希腊化时期以来在战争频繁年代身处底层的穷苦大众的愿望之外，显然与以理性为主导的希腊文化只关注经验生活而少有超验的信仰是分不开的，表明在人的生活中是不可能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上的追求的。因为信仰虽然以形而上的对象为目标，是未被经验所验证的，但却对人的行为有着指向和定向的作用。惟其有了信仰，人的生活才有目标、才有希望、才有亮色。所以在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神学美学中，美也就被视为上帝的一种显现，如普洛丁认为“美是分享来自神明的理式而得到的”，“神是美的来源”，“真善美都源于神”③。圣·奥古斯丁认为“美在上帝”，是上帝智慧的创造，因此无不打上上帝的烙印，和谐之所以美，就因为它代表有限事物所能达到的最近于上帝的那种整一；“世间的事物虽然能使人快心”，但比不上“正义的人”从上帝身上“得到的快乐”④。因而美也就有了一种通过观照，使人摆脱经验生活的束缚，而把人引向自我超越的功能。康德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把美看作是沟通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使人进入“最高的善”，从而完成自身的本体建构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受了基督教和中世纪神学美学启发的，这就使得他的美学有着非常浓厚的道德神学色彩。 但由于基督教神学中神作为信仰的对象是以人的灵肉二分为前提的，它把人看作是负罪之身而消极地等待神来拯救，这就使得基督教神学否定了人的自救能力，把人的得救完全寄托于上帝的恩典，要求人必须始终以恭从、谦卑的态度对待神。这样，神与人不仅成了一种主奴的关系，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并把这看作是“上帝对人的赎罪的考验”⑤，以致使人完全匍匐和屈服于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和统治之下，而且还宣扬禁欲主义、否定人的尘世生活，通过将美与“神明的理式”、神的显现相联系，把审美活动中的感官享受也予以否定，从而使得在中世纪的艺术中，一切现世的感性生活形式都受到了抑压和排斥。所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人文主义学者鉴于基督教神学对人的压制，在反对宗教神学时，把信仰也不作分析地一概予以抛弃，而一味宣扬现世享乐。如彼得克拉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幸福”⑥，爱拉斯谟说：“幸福就是顺应自然本性的生活”，“凡是停留在自己自然状态中的东西都不至于不幸”⑦。薄迦丘也说：自然本性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想要阻止人的本性；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碰得头破血流”⑧。这种对任凭自然本性、经验欲望行事的片面强调，实际也就是等于把人看作无异于一般动物，这就使得文艺复兴成了既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又时一个疯狂的时代。它刚使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又落到了欲的奴役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