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代中国对尼采的接受史中，鲁迅和尼采的关系历来被视为重头戏，并在研究中取得相当成果。美中不足的是，人们侧重从人生哲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视角来认识他们的关系，而较少从艺术哲学（或曰美学）层面来把握他们之间的契合与冲突，更少有人关注他们悲剧观之关系。悲剧观作为重要的美学概念在这里提出，是因为由此我们可以探寻到生存主体精神深处最本真的对于生命的体认与质询。从悲剧观层面来观照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能将此研究推向深入。 这一角度对于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也有意义。长期以来，“仅仅从一种例外的社会性不幸来理解鲁迅的悲剧观”，浅化了鲁迅的重要思想背景，这“是鲁迅美学思想不能深化的原因”。[1](P275) 限于篇幅， 本文着重从美学层面谈谈鲁迅尼采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所分别开展过的美学批评活动，藉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悲剧人生面前共同表现出对生命之“动”的眷注，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生命气象。 二 通过对鲁迅和尼采人生哲学的综合观照，我们不难认识到，他们实践人生的根本方式是对生命悲剧性的沉潜与超越，当然这沉潜不同于沉湎，超越也不是超脱，如果再从美学角度对他们进行思考，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鲁迅和尼采分别进行过一次规模不等、出发点不同，但同是美学效果层面上的批评行动，即尼采对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悲剧“净化（Katharsis）”说的批评和鲁迅对朱光潜“静穆”美学观的批评。我认为，这两次批评行动分别基于尼采和鲁迅对悲剧效果的理解和态度，切近他们的悲剧观，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是有必要的。 西方传统美学中对悲剧效果的解释，以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为代表。亚氏认为，悲剧能唤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进而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这种观点尽管有争论，但它一直是西方悲剧美学理论中的权威。而尼采根本不作如是观，他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于悲剧效果还从未提出过一种解释，听众可以由之推断出艺术境界和审美事实。”[2](P97) 意思是说，历史上从没有把悲剧当作最高的艺术来欣赏，而是将之排斥在美感领域之外。他问道：“真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怜悯和恐惧因悲剧而得以宣泄，使得听众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家去么？精神历程可以减少人的恐惧和迷信么？”[2](P201) 他反对从病理学或伦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悲剧效果，而强调悲剧的“超越”性与纯美学境界。他认为怜悯、恐惧和崇高不属于悲剧快感，只是人对现实的自然反应。悲剧的伟大力量在于它能鼓舞人，使人以主动姿态迎接人生苦痛，并享受悲剧带来的愉悦感。 尼采在对希腊精神的观照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悲剧诞生于日神和酒神的互动关系中：“悲剧中日神因素和酒神因素的复杂关系可以用两位神灵的兄弟联盟来象征：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说起酒神的语言来。这样一来，悲剧以及一般来说艺术的最高目的就达到了。”[2](P95) 尼采在他的哲学中明显倾重于酒神精神，他说“酒神因素比之于日神因素，显示出永恒的本原的艺术力量。”[2](P201) 在悲剧中，狄奥尼索斯是背景，阿波罗在上面镶绣华美的表象，而狄奥尼索斯在下面不断发出低沉的怨声。悲剧是一种在对立的势力中由酒神主宰的奇妙而危险的游戏。酒神最终是这场对立的胜利者，但日神也作出了贡献，它将悲剧中的悲剧因素发展成为戏剧，又将戏剧中的悲剧因素表达出来，它同是组成希腊精神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对《悲剧的诞生》的阐释中，一度出现了歧义：有人认为尼采是将日神的“梦”和酒神的“醉”、“统一”为对现世的逃避，有人从中读出酒神精神在全书中的卓越地位。这两种读法在现代中国的美学家中分别有所投影，前者以朱光潜为代表，后者则以李石岑为代表。（李石岑从“新民”之意和报国之心的角度解读《悲剧的诞生》，倡导以酒神精神扫荡颓靡之气，重振民族雄风，与朱光潜等以日神精神净化人心的“美学济世”截然相反。因与本文无直接关系，从略。） 朱光潜说：“在我心灵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3](自序) 他如此解释《悲剧的诞生》：“依尼采看，希腊人的最大成就在悲剧，而悲剧就是使酒神的苦痛挣扎投影于日神的慧眼，使灾祸罪孽成为惊心动魄的图画。从希腊悲剧，尼采悟出‘从形象得以解脱’（redemption through appearance）的道理。”[4](第二卷P554) 原来，朱光潜看到的是酒神的“挣扎”在“日神的慧眼”中变成了一幅可供欣赏的图画，从而他认为是日神精神整合了酒神精神，它在悲剧中的地位较酒神精神突出——尽管这远离了尼采的本意。朱光潜在1933年之前表示： 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都是逃避的手段：酒神艺术沉浸在不断变动的漩涡之中以逃避存在的痛苦；而日神艺术则凝视存在的形象以逃避变动的痛苦。[3](P148) 鉴于对《悲剧的诞生》的如上认识，朱光潜于1935年12月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提出了“和平静穆”是“诗的极境”，是美的最高境界。他的“静穆”是超现实、超功利的，是一种置身世外，无视是非、善恶、忧喜、功过的和平之境。这跟他重视日神精神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尼采的日神精神作为外来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激活了本存于中国文化结构内部的士大夫的隐逸情绪。一般认为朱光潜的“静穆”观来自西方传统美学中的“静穆”和“净化”说，这很有道理。因为朱光潜对《悲剧的诞生》的解读根本违背了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倾重，自然会走上西方传统美学的路子，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尼采对传统美学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