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启蒙现代性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危机，近代大致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启蒙现代性都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却采取了大相径庭的策略。一种知识分子认为启蒙理性带来的是文化的衰弱，而艺术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真正的艺术也是人类对现实彼岸的‘另一个’社会的渴望的最后保存者”，它是一种抗议的声音，一种批判的力量。换而言之，艺术是审美现代性的代表。因此，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主张退守于象牙塔中的艺术，强调艺术的“自律”，并对技术进步持敌视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就是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对以勋伯格为代表的现代音乐倍加赞赏，而摒弃了电台音乐，在他看来，电台的无线电传播媒介正是启蒙理性的典型产物，它将信息传播渗透到音乐中，从而使先锋音乐退化为一件消费品。与之相比，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另一类知识分子，对启蒙理性所采取的批判策略却颠覆了前一类知识分子所构建的艺术乌托邦。他通过利用媒介的权威，而不是远离媒介的方式实现了一种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批判策略是否只是针对一个对象所采取的不同路径，它是否还暗示了这两类知识分子在思维结构上的一些根本性差异？颇具启发性的是，比格尔在他的《先锋派理论》中对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有着这样一个评价：阿多诺是在艺术体制内讨论问题的，自律原则成为了他们视域上的界限（注：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9页。）。比格尔的这一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阿多诺与布尔迪厄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只是方式上的不同，而是源于他们对艺术认识上的差别——这就是对艺术作为一个体制，即“艺术界”的认识。把艺术视为一种体制，也就是将其置于具体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加以讨论，正视在艺术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制度、行为和各种权力关系。可以说，布尔迪厄等人对艺术场（亦即艺术体制、“艺术界”）的理解，是对艺术与启蒙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认识，也是对基于自律原则的审美现代性的一种反省。 从“艺术体制”或“艺术界”的角度来看待艺术，这一观点首先要追溯到后分析美学家丹托和迪基，在1964年和1969年，他们分别发表了文章《艺术界》和《何为艺术？》，将“艺术界”这一概念正式引入了美学中（注：参见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姑且不论这一理论对美学内部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从美学的发展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标志了一种思路上的转变：艺术家、美学家和批评家正在走出对抽象思辨的理路，开始关注艺术与社会体制复杂关系，尤其是其中复杂的规范和权力因素。 首先，艺术体制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它打破了现代艺术观念，即艺术是纯粹地、超越于现实社会之上，是为人类文明提供救赎的“幸福的承诺”。事实上，由于艺术作为一个体制牵涉着众多的“不纯”的、“有目的”的因素，这种“幸福的承诺”其实只是由现代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乌托邦”。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启蒙现代性自身的发展产生出了它的对立面——审美现代性及其现代自律性的艺术。从艺术的发展来看，自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起，艺术在西方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现代性的规划为艺术自身的合法化和体制化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得益于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出现，相对于前体制化阶段，拥有自觉意识的艺术家的出现已经成为可能。市民社会“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这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注：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冯青虎译，载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邓正来指出，黑格尔将对市民社会的思考转向经济方面，即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国家与家庭（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领域，从而实现了“市民”与“政治”的第一次分野。随着市民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与家庭，作为制度范畴的、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及相应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才成为可能。所谓的市民阶级，也就是哈贝马斯所关注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市民，即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哈贝马斯强调，市民阶级作为由重商主义所激发的新阶层，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意识到自己是正在形成当中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公众”（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2、306页。），将新兴的学者阶层包含在内的市民阶级“是公众的中坚力量，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阅读群体”（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2、306页。）。市民阶级的这一特征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群体中所有人都可参加讨论，自由辩论和思考被有效地加以采用。因此，市民阶级形成的过程也正是公众批判和公众舆论逐步展开的过程，在这一新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知识分子通过新闻媒体与民众发生着联系，同时，“公共管理和私人自律的紧张关系”（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2、306页。） 也日益明显。同时，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成熟，报纸、艺术评论等这些传播媒介的确立，以及沙龙、咖啡馆等这些场地的出现，为自主的公众提供了新的公众空间，“艺术界”初步获得了能够促成其按照自身逻辑自主发展的一系列客观条件。
